法治杂谈（十三）

开放当代史研究禁区及读史杂谈 

蔡晓鹏

历史共识是改革共识的基础

近日，人大七七八八微信群里围绕近现代史、党史、军史中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经常有热烈讨论。一个热点是围绕土地革命中中共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肃反、富田事件、AB团、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等主题系列展开讨论；一个热点是围绕抗战期间，国民党及国军历史功勋、得失与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功勋及得失的评价，涉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国共两党之间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等；还有一个热点是关于张灵甫将军的功过及身后评价的讨论，从张谷峰之役的英雄张灵甫到孟良崮战役的亡将张灵甫，都被列入后人们审视范畴。

这类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真相再认知的渴望。对历史真相的全面认知，是达成历史评价共识的基础。达成历史共识，又是达成当代社会共识的基础。中日两国之间、韩日两国之间，迄今关系紧张，就是源于各方对抗日战争没有达成历史共识。国共两党“和”而不“合”，也是源于对国共两党逐鹿天下的历史缘由，大是大非观，难求共识。

研究近、现代史的方便之处是史料丰富、史据真实性强，难点是历史评价与各方当事人及其后代、信众及所在组织体，有各种形态利害关联和心理关联。这些历史关联人在追述历史时，受心理暗示、立场、利害、亲情、友情、仇情、知情度、甚至政治风向等种种因素的制约，都只能还原历史真貌的若干侧面、若干情节，我称其为“历史碎片”。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将历史碎片还原为历史原貌。这个活，就像考古学者，将碎瓷片、碎陶片、碎玉片、碎骨片、碎铜片、碎铁片，拼凑修复还原为精美的瓷器、兵马俑、金镂玉衣、甲骨文、青铜器、兵器、甲胄的意义一样。能干好这种活的学者，没有深厚功底、不下大力气、不花大工夫，断无所成。无数被还原古器物的集合，才能为史学家在更大视野还原那个时代的真相，提供研究对象和证据。

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干“碎片拼接”型当代历史考据研究、并研有所成的真不多。沈志华的朝鲜战争研究、联共（布）党史研究；米鹤都的北京红卫兵史研究；柳虹的八十年代中青年经济改革参与史研究；作为一个个相对完整的侧面，不仅仅是满地的“碎片”，都赢得社会高度共识。原因就是有客观、真实、准确、全面的调查考证为据。你若还以“碎片”为据，加上意识形态武断的方法，就想推翻他们有完整考据链的历史研究成果，以表达你企图强加给社会的政治理念，以投机博取政治功名，你必定只能当历史丑角。高华的延安整风史研究，突破了禁区。但主观感情宣泄过渡又容易导向历史视角偏激。金一南的党史、军史研究的缺陷，从“苦难与辉煌”的内容看，是有意回避了那段历史不应隐匿的导致苦难后果的一些重大根源性问题。

当前中国国内社会认知分歧大于共识现状的根源之一，是全体国民和海外华人对执政党六十五年来的功过得失，尤其是国家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军队制度建设、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重大领域和一些重大国家历史行为和领袖行为的评价，歧见纷争，难达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没有对自己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高共识度，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何况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凝聚力取决于全体国民和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和历史得失的高度认同！没有历史文明的高度认同，就没有华人社会群体间的高度信任和高度团结社会，和谐性必小于纷争性。

煌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现实际被列为禁区的“黑洞”很多。我则认为宜列于国家项目拨款深入研究的敏感性重大历史课题，应该包括：对多次重大政治、经济运动的历史研究——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平反纠偏、1964年四清、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及文革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重大党内斗争的历史研究——包括高饶案、潘杨案、习仲勋案、彭张黄周案、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贺龙案、林彪案；对文革后重大历史事件和领袖人物的研究——包括“天安门事件”、“民主墙事件”、“反自由化事件”、“八八事件”以及罢免赵紫阳、胡耀邦事件等等；对建国后重大对外军事行动的研究——抗美援朝、对台、抗美援越、援老、中印边境反击战、抗苏、中越边境反击战等。历史不应留“黑洞”。只有将无数历史碎片拼接为还原历史原貌，全党和绝大多数国民才可能在基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达成对近现代历史基本点的共识。

以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为例。当年参会、列会的主要当事人均已做古，生前也鲜有文字留存。李锐、黄道霞（时为李雪峰秘书）等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仅是零星碎片史。庐山会议前，中国出现了什么危机？庐山会议上，何以由“纠左”的神仙会为始，转向批“彭、张、黄、周右倾反党集团”的暴风骤雨？一线领导刘、周、邓、彭、罗为什么一致拥护反彭？参会者哪些人是坚决拥毛反彭？哪些人是坚持拥彭反毛？哪些人是观望、消极派？庐山会议的滞后政治、经济后果是什么？59—61年大饥荒的持续发生，与庐山会议的错误导向是否直接相关？曾希圣在安徽、谭启龙在山东、陶鲁笳在山西、张平化在湖南、欧阳钦在黑龙江、杨尚昆在、方志纯在江西、吴芝圃、刘建勋在河南、江渭清在江苏、江华在浙江；彭真在北京、李雪峰在华北、刘澜涛在西北、柯庆施在华东、王任重在中南、陶铸在华南、李井泉在西南四川，这些地方主政首长们，上下山前后各自有什么重大政治、经济动作？有哪些差别？分别对当地政治、经济产生了正面还是负面影响？62年七千人大会与庐山会议和全国“反右倾”运动的后果有何关联？以档案资料和口述史为据，把这些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的历史细节，综合还原拼接，写进国史、党史，以明当代、警后世，才能告慰数千万冤魂在天之灵！

这些研究，今天不准做，后代总会有人去做。执政者任何企图掩饰历史真相、阻挠人们探求真相的封锁对策；在互联网时代只能是一种专制的愚昧。执政当局应尊重、保障国民的历史知情权。无私无畏的执政党必须有勇气直面和尊重历史、信任国民、信任历史学者，开放“禁区”、开放“保密档案”，组织开展抢救性历史研究。

建立全面、客观的历史观是凝聚改革共识的文明基础。“科学无禁区”，历史研究是科学。

历史应该怎样解读？

写史和读史的是人。任何人都脱离不了他所处时空环境的制约。司马迁写《史记》，身为汉史官，自然“抑秦扬汉”的立场鲜明；元史明写，则几无元史可读；明史清写，则“扬清恶明”。历朝历代的“正史”、“官史”，无不尊本朝蔑前朝。汉回之战、汉蒙之战、隋唐与高句丽之战、宋元之战、元明之战、明清之战、中英鸦片之战、中日之战，在各国各族的笔下，亦无不“颂己恶敌”。国共两党各自写史，也是“扬己之善，攻敌之恶”这个传统套路。当代史家写当代莫不如是。只有后代史家，才可能跳出厉害关联，对前代史做客观研究。但当代史家有责任如实记录反映史实，为后人提供研究基础。

历史是客观的，但写史、看史的人是有情感、有理念、有亲疏的。就如国民偏爱中国女排、姚明、李娜、刘翔，就寄托着强烈民族情感；北京球迷爱“国安”，广州球迷爱“恒大”，这是地域性情感的凝聚。但历史科学又必须是理性、客观的。

这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怎样来解读？理性结论本应是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来解读历史。但实际上很少也很难做到。

一般来说，凡是研究或学习本国、本民族、本宗教、本党派、本地区、本部队、本家族历史的，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悦己否异”的偏见；最难的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去解读历史！

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美国达拉斯教书的刘继杰先生，前些天里在人大七七八八微信群里，发表了几段试图站在中立角度回看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大国史的读史心得，非常精彩；不忍独享，特转载以分享：

“小时候听大人讲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现在大家都知道八月十五吃月饼，很少有人知道八月十五杀鞑子是怎么回事儿了。据说八月十五吃月饼是从八月十五杀鞑子而来的。其实要说起来，八月十五应该是一个民族解放的纪念日。

“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做了亡国奴，在蒙古人的异族统治之下。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不知道怎么治理中国这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元世祖忽必烈灭了南宋以后，有人主张，干脆把汉人都赶走或杀掉，把整个中原大地变成蒙古铁骑的大牧场。有投降的汉人大臣，也就是汉奸，说这样不上算，把这些老百姓留着，让他们纳捐赋税，比让地上长草养马的经济效益大多了。元太祖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

“但忽必烈对汉人不放心，于是就采取了红军的时候支部建在连上的办法，往每个村子里派一个军代表。大点儿的村子会多派几个，每个军代表负责若干个家庭。

“为了防止汉人造反，村民的一举一动都要向军代表回报，不能随便集会，出门走亲戚都要事先批准才行。而且一到天黑就不许汉人出门儿。据说那会儿汉人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而且那菜刀是由军代表保管的，用的时候去拿，用完了马上就要还回来。

“军代表是不带家眷的，也不带粮票。他们的吃住，包括性生活，都由他们管理的村民们负责解决。按照政策规定，军代表有初夜权，不管谁家娶了媳妇儿，第一夜都要和军代表睡。所以那时很多人家生了第一个儿子都摔死，不是大人心狠，是因为不知道是谁的种儿。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生出的孩子都是自己的。不论是谁家的姑娘媳妇儿，只要军代表要想和谁睡觉，汉人都是要服从的。做丈夫的只有在军代表不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和自己的老婆睡觉的。

“汉语里有个词儿叫铁蹄下的蹂躏。说的就是哪个时代。什么叫蹂躏，就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敢说不。为什么说铁蹄下的蹂躏？因为蒙古帝国是建立在马背之上的。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光是被人蹂躏，还是任人蹂躏。

“摔死头生子，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这么做的。而且即使不是头生子，也保不齐不是蒙古人的种儿。又经过了这么多代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汉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粹的汉人，而是汉族和蒙古族杂交的后裔了。

“这样熬过了几十年，终于有了汉人的红巾军起义。但起义是要联络的，那会儿又没有什么手机传真互联网之类的通讯工具，要有也被过滤了。那靠什么联络呢？据说起义前汉人们互相送月饼，在月饼里面夹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收到月饼的人家看了，再做同样的月饼，送给别的人家。于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多。到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趁着花好月圆的时候，各村都把军代表杀了，造反就开始了。几经奋战，汉人终于打败了蒙古人，脱离了元朝的统治，蒙古军队又退回到了蒙古草原。汉人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就是明朝。朱元璋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建国以后，每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就给士兵们发月饼，就是为了纪念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时候没有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一说儿，发月饼已经是级别相当高的纪念活动了。从那儿以后，才有了八月十五吃月饼的习俗。

“元朝是在十三世纪末年灭掉南宋后统一中国的，而大规模的汉人造反是十四世纪中页发生的。从时间上看，揭竿而起的那些人，就是蒙古军代表强奸中国妇女之后生出来的那一代人。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有了蒙古族的血统，不象他们的父辈那末懦弱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代人从小看着自己的母亲受凌辱，因此对蒙古人特别的仇恨。当亡国奴的那一代是看着自己的媳妇和儿媳妇被人糟蹋不敢发脾气，但下一辈人就不一样了，被人糟蹋的是自己的母亲，仇恨入心要发芽，所以长大了之后，无论如何也要报仇。

“这段历史，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说了，就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但我估计，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汉人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因为我们每家每户的曾曾祖母都被人强奸过，而且还是中国人最为珍重的初夜，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没面子。就像给日本人当慰安妇一样，好多人都不敢出来承认。偶尔有一两个出来作证的，不光被大伙儿看不起，还被自己的儿孙们看不起。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的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蒙古人的血统，因此不愿意说蒙古人过去干的坏事。很多中国人把蒙古人当祖宗供着，满世界宣扬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还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为自豪，绝口不提我们的祖先当过亡国奴的事儿。

“其实，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民族英雄，却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中国人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的只有耻辱。蒙古帝国当年横跨欧亚大陆，中国只是蒙古国领地的一部分而已。成吉思汗死后，其治下分为多个汗国，每个汗国都由成吉思汗的后人为王，元世祖忽必烈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元朝的统治从来没有覆盖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地盘。

“元朝和蒙古人，最后并没有败在中国人的手下。他们只是被从中国赶跑，退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而已。蒙古后来虽然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但蒙古不是被汉人征服，而是被满清征服的。最后蒙古和中国都做了满清的亡国奴，但汉人的地位比蒙古人更低下。

“只有在推翻满清以后，蒙古才真正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只是蒙古治域的一部分，当年蒙古帝国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不属于中国，中国也不是成吉思汗的法定继承人。

“我有个朋友的妹妹来美国探亲，说起她曾经到俄罗斯留学，跟俄国人说成吉思汗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俄国人说成吉思汗怎么是你们中国人呢？我跟她说那俄国人说得有道理，她说跟她上学时学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中国人提起来最有气的事儿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里面有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侵华战犯的灵位。其实说起来成吉思汗和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他们是一没什么区别，都是入侵我中华大地，杀害我中华同胞的罪魁祸首，而且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比日本鬼子更残暴，杀死的中国人更多。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一边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边又为成吉思汗歌功颂德呢？

“成吉思汗成了法定的民族英雄，连他怎么死的也不能随便说了。历史书上只说他死于西夏，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宁夏，但死因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骑马摔伤了死的，还有人说是被暗杀了的。但民间有传说，是成吉思汗强暴西夏女子，并让那女子为他当陆文斯基，那陆文斯基一下子就把他那话儿咬下来了，于是成吉思汗就不完整地死掉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报仇，就把整个西夏国的人都给灭了。现在宁夏的居民，都是后来移民过去的。

“成吉思汗的梦想是让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蒙古铁骑当年征服的半个欧亚大陆，给亚洲大部和欧洲东部的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过来。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及俄罗斯被占领部分的人口下降了一半，波斯人口十成中只剩下一成，而整个西夏国，则全部被灭绝了。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种族压迫，种族灭绝，比起当年的蒙古人统治，都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现在说起这些，无意挑起汉蒙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隔阂，也不是要贬低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但我觉得，历史不应该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说。在整个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我们汉族都是在外族统治之下的亡国奴。我们祖先所受的苦难以及民族的耻辱，我们有必要，有义务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没有必要掩饰。”

“就说蒙古统治中国这一段历史吧，我们站在汉人的角度上看，认为这是侵略，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但如果是蒙古人站在蒙古民族的立场上看，那是他们壮丽辉煌的一段历史，是他们整个蒙古民族的光荣。虽然今天已经光荣不再，但仍然能够引起他们美好的回忆。就像上次谁说起到蒙古国的老百姓家去做客，那家里挂的不是现在的地图，而是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地图，而且指着地图对中国客人说当年你们就相当与我们的一个省。至于说当年杀了多少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会认为那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安定的局面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被统治的一方没有造反的念头，杀人的事情不会发生的。即使作为汉人的后裔，我也同意说汉人里有想造反推翻蒙古人为领导核心的元政权的不法分子大有人在，因此说屠杀的责任是在被屠杀的一方，也不完全是胡搅蛮缠。

“说到中立与偏见，不能不提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文的词汇有褒义词和贬义词之分，褒义词是用在自己一方或自己喜欢的人身上的，贬义词是用在敌人或是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的，务必不能搞错。很多词汇都有一褒一贬两个版本。比如说顽强，是个褒义词，只能用在自己人身上。如果是指敌人，要说顽固。有些词只有褒义没有贬义，比如牺牲，是个褒义词，只能用在自己人身上，不能说敌人牺牲了多少人。说敌人时怎么说呢？要说被击毙。这个击毙是个反义词，没有对应的褒义词，但有个类似的中性词，叫做击中。但击中不代表死了，如果要把击毙的意思用在自己人身上，要用很长的一段话，叫做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了。这里的不幸和壮烈两个修饰语也是褒义词，不能给坏人用。

“记得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上在头版登出黑体大标题：美军入侵伊拉克。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用武力攻入别国的领土就是入侵，和正义非正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国不一样，打入印度和越南领土也不叫入侵，而叫反击。

“日本因为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深，喜欢咬文嚼字，明明是侵略了中国，但不愿意用入侵这两个字，而叫做进入，好像中国荒山野岭的不毛之地，他们是来开发的一样。

“还有到别国去访问，如果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去访问某个国家，要用出访这个词，如果是别国的领导人来到我国，就说来访。但如果是达赖喇嘛，就不能给他这个词了，因为他太恶劣了，受到好多国家首脑的尊重，因此连中性的访问一词也不能给他用，一定要说是鼠窜。这是中宣部规定好了的，不这么说就是犯错误。

“我不懂蒙语，不知道是不是有汉语那么丰富。但我猜想，如果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把他们的想法翻译成汉语的话，那么一定不会用侵略、蹂躏，屠杀之类的词来形容他们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代之以来的可能会是平定，征服，维稳，平暴等词汇。

“其实我们汉人在历史上也不是总受别人欺负的，我们也有欺负别人的时候。只不过由于我们是礼仪之邦，喜欢动口不动手，再加上比较懦弱，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受别人欺辱比我们欺辱别人的时候要多些。但我们汉族人杀入异族的领地，历史上从来不用侵略这个词。西汉时汉朝大将霍去病曾经一路打到贝加尓湖边，并在狼居胥山上祭天行礼，宣布把那里列入我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唐朝时大将薛仁贵出兵辽东与高句丽作战，一路打到平壤，历史上称为薛仁贵征东。这些事在史书上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后人提起来总是精神抖擞，荣光焕发。脍炙人口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韩国人说起历史来跟我们中国人的口径很不一样，他们也不认为薛仁贵征东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他们还说当年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和西伯利亚的一大片都是他们的土地。中国人认为他们发神经。但如果细查历史就会发现高句丽的确占领过辽东和西伯利亚很大地盘。但在中国的史书上对于女真崛起前谁曾经占领过那块土地记录的不是很多，很少提起辽金以前谁是那块土地的主人。

“还有越南，历史上曾经出过有名的征侧、征贰两姐妹，她们领导当地人民抗击汉族统治者的暴政，揭竿而起，并且宣布独立。最后被镇压了。我们汉族的史书上说起这一段历史称为平定安南，而不说是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据说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周恩来访问越南，看到大街上老百姓聚会，好像在搞什么仪式，还推出什么人的牌位，周恩来就问陪同的越南领导人，你们这是什么节日？这一问，周围的人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后来仔细打听，才知道是纪念被中国侵略者杀害的征氏两姐妹的。周恩来听了后，向征氏两姐妹表示哀悼，越南领导人这才放下心来。

“除了邻国以外，境内部分的历史变迁也是带有偏见的。比如说新疆，很晚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被武力征服之后吞并进来的，但我们的历史书上从来不用吞并这个词，也不说征服。叫什么呢？叫做平定，就好像是平叛一样。其实那块地方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死之前把他征服的土地分成了四个汗国，其中一个汗国，窝阔台汗国，后来灭了南宋，变成了元朝。但新疆那块地方跟元朝没有关系，那里属于察合台汗国，大部分是瓦刺部落的蒙古人，后来瓦刺内部四个部落之一的准喀尓部坐大，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整个元明两个朝代，那里都是外国。后来清朝把元朝和明朝的地盘都占领了，又要往西扩张，就跟准卡尔人说，你们归顺我大清朝吧。准嘎尔人说我才不干呢，于是乾隆皇帝就杀将过去，把他们给平定了。新疆之所以叫新疆，就是新的疆土的意思。至于新的疆土是侵略扩张，武力抢来的，还是当地政府带领老百姓载歌载舞自动归顺来的，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太重要了。

（再往前，新疆原住民也不是维族。新疆当年都是印欧语系的原住民，回纥西迁后，也只有一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还有高昌回纥和于阗的塞种人是信佛教的。后来帕米尔高原信伊斯兰那支回纥灭了于阗，把印欧语系的塞种人差不多杀光了，然后他又分裂成东西两部，西部被花刺子模灭了，东部后来臣服西辽，又成为蒙古的下属。高昌回纥也归了蒙古，后来慢慢伊斯兰化了，都成了维吾尔。还有一支甘州回纥早被西夏灭了，后来慢慢演变成裕固族。所以西域那块地方本来也和现在的维吾尔人屁关系没有。——微友‘飘然来去’补充。）

“提起新疆，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就是左宗棠。乾隆平定新疆之后，就撤军了。过了几十年，到了同治年间，准噶尔人不甘心忍受外来统治，又造反了。这次皇帝没有御驾亲征，而是左宗棠带兵给平定了。新疆建省就是左宗棠的主意，在左宗棠二次平定新疆之后实行的。左宗棠是为满清政府卖命的汉族大臣，按说应该是汉奸一类的，但因为平定新疆有功，现在也被称为民族英雄，但只是不提他是哪一个民族的英雄。

“我们中国也是被满清给平定的。现在我们说起扬州屠城三日来，仍然是愤慨激昂的。但一提起乾隆平定新疆，却又眉飞色舞，禁不住的自豪感觉。这里面的区别，是我们站在汉人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准噶尔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异族统治被暴力推翻后被集体屠杀是规律。元顺帝只带着大都（今北京）的蒙古黄金贵族逃往元上都，其余散布在中国各地的蒙古人命运就不那么幸运了，基本被汉人杀光。辛亥革命后杀满人，抗战胜利后杀日本人，都如是。统治权被暴力更替后，胜利者集体屠杀、劫掠、奸淫失败者也是规律。当代史载：希特勒绞杀波兰人、犹太人500余万；日本军队血屠南京平民30余万；新中国‘土改’杀了200多万地主、恶霸、‘镇反’杀了300多万‘反革命’、‘反右’关押了50万知识分子。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分子，每次攻下反抗的城镇、部族村落，必滥屠男子、老人，劫掠女性、儿童为“性奴”。据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报告，2014年8月以来，在伊拉克摩苏尔的圣城区和叙利亚拉卡市的两处ISIS设的奴隶市场，几千个妇孺的售价为10美元/人。——笔者补充。）

所以历史这件事，真正解读起来很不容易。”

历史多棱

“秦亡暴政”是自汉以降史学界的公论。我的人大七八校友马小冈的博客《秦亡新解》，则认为秦非亡于‘仁义不施’的暴政，而是亡于接班人选择的‘三误’——秦始皇不立太后为一误、不立太子为二误、不用子弟为三误，是致弄臣“中车府令”赵高篡权乱政——秦亡之内因的源头。摘精义分享如下：

“众所周知，秦朝短命，二世而亡。

“千古一帝嬴政10年征战（前230～前221年）横扫六国成就‘一天下’，自称帝‘秦始皇’起，至刘邦攻陷都城咸阳止，前后仅仅15年（前221～前206年），大秦帝国一朝覆亡，痛哉惜哉！

“断送大秦帝国的罪魁祸首历来均指向‘中车府令’宦官赵高。‘中车府令’何者？后宫里掌管车马的人，也就是今天的红墙内专车队队长。官位不高，但属君王近身。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外巡视时，死在沙丘（今河北广宗县，此地也是‘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赵雍饿毙之处）。赵高联手丞相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赐死了始皇帝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扶立始皇帝幼子胡亥继位；其后这个‘指鹿为马’的赵高又处死了李斯和胡亥，独揽大权。赵高最后虽死在子婴刀下，但秦王子婴仅在位46天，已经无力回天，降于刘邦。

“这些都是历史常识，不再赘言。

“强悍的大秦帝国居然短命，这无疑是个历史悖论，因此也被称为历史千古之谜。我观史学界分析秦朝速亡的诸多原因，几乎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暴秦’。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认为秦速亡乃‘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戳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总之，秦乃‘暴虐以重祸’。

“但是哪朝哪代不‘暴’？所谓‘苛政猛于虎’，绝非秦朝独有。《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认为：‘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比较，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孙皓晖先生对秦末突发政变同时列出了20个偶然因素，并对赵高、李斯人性的突变痛加挞伐。

“但是无论如何秦朝短命已成为事实，两千余年来以儒家对法家的痛恨，秦政暴虐之说几乎无法轻易翻案。

“本人作为一个门外汉也不妨对秦朝速亡随笔一说。

“秦王嬴政无疑是雄才大略，聪慧绝顶。可嬴政有个短板，鄙视女性。当然，嬴政鄙视女性是有缘由的，起因当在他的母亲赵姬身上。

“据说赵姬初为舞女，妩媚娇柔国色天香，怎一个‘姬’字了得。卫国巨商吕不韦独具慧眼，将赵姬买下送给了‘奇货可居’的王子嬴异人（其时尚在赵国做人质），这个嬴异人后来果然登位，即秦庄襄王，赵姬与嬴异人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嬴政——秦始皇。

“史载吕不韦早先就与赵姬有一腿，嬴政的生父是吕不韦而不是嬴异人，此为传说，未必是真。但秦庄襄王（嬴异人）命苦，36岁就驾崩了，其子嬴政继位。赵姬虽贵为太后，却成为寡妇，终日饥渴难耐，于是缠住昔日情人吕不韦不放。此时吕不韦已身居‘相邦’高位，为摆脱赵姬纠缠，他便给赵姬进献了一个‘雄器伟大’的假宦官——嫪毐（音：涝矮），结果聪明一世的吕不韦竟就此铸下杀身之祸。这个村野蛮子嫪毐不仅淫乱后宫，与赵姬生了两个儿子，并放话说他是嬴政的假父。后来嫪毐居然发动叛乱，最后被秦王嬴政满门抄斩，车裂毙命。吕不韦也因此受牵，被逼饮鸩自尽。

“对母后赵姬与嫪毐的淫乱，秦王嬴政视为奇耻大辱，不仅囚禁了母后赵姬，而且从此鄙视女性，尽管后宫佳丽三千，并有子嗣男女五十余人，但是终其一生不立皇后。此为秦朝短命的谜中之谜。

“好了，我的新解来了。

“在下以为，秦朝短命，原因有三。

“其一，秦朝短命的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不立皇后。前面说了，‘中车府令’赵高乃是断送大秦帝国的罪魁祸首，李斯次之。试想，如果有皇后在，宦官赵高何敢胡作非为？作为归属后宫掌管的‘中车府令’怎么可能越过皇后这道屏障？如果有皇后在，作为丞相的李斯如何没有顾忌？如果有皇后在，作为社稷半壁基石的皇后何不动议立储？如果有皇后在，作为“信人奋士”的长子扶苏如何不去寻找母后靠山？

“从赵高联手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处死扶苏和蒙恬，并扶立秦始皇幼子胡亥继位，一路顺畅的令人匪夷所思，中间没有任何阻碍！倘若有‘始皇后’立世，法度严明的大秦帝国谁敢无视‘第一夫人’这座巍峨大山？

“观秦各代，并非没有太后临朝的历史，宣太后（芈八子）在秦昭襄王（秦始皇的上三辈）时曾经‘临朝称制’长达41年，好一个强势女人！在秦帝国法度中，本有‘皇后’的名分，但嬴政以一己之偏见罔顾国本，将‘皇后’虚设，那意思是：‘朕的子孙可立后，但朕不立。’呜呼！千古一帝百密一疏，竟然因此断送了大秦江山。

“其二，秦朝短命的另一原因在于秦始皇不立太子。长子扶苏因对李斯动议的‘焚书坑儒’有异，被秦始皇发配到上郡（今陕西北部）蒙恬部作监军。而秦始皇出巡突然病亡，扶苏虽身为长子却没有太子的名分，扶苏远在边关错失了秦始皇临终托付大秦江山的机会。赵高抓住李斯畏惧扶苏的心理（即‘焚书坑儒’一事），于是两人联手矫诏赐死了扶苏，秦始皇在天之灵悔之晚矣！

“其三，秦朝短命的再一原因是秦始皇不用子弟。除了长子扶苏，幼子胡亥以外，秦始皇尚有二十多个儿子，但皆为‘匹夫’，即白衣，虽贵为皇族却无官无职。史载，秦一统天下后，丞相王绾进言：‘请立诸子，唯上幸许。’时任廷尉的李斯进言：‘置诸侯不便。’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其后，在咸阳宫寿宴上又有博士淳于越进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时任丞相的李斯则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李斯不仅再次否定了分封子弟的动议，也正是在这次咸阳宫寿宴上他向秦始皇提出了‘焚书坑儒’。

“也许李斯两次阻止秦始皇分封子弟不无道理，为了大秦江山永固，秦始皇对子弟不封王也就罢了，但他又不让至亲入阁参政，甚至宫中禁军都没有子弟握权，结果一个小小的近宦赵高得以畅通无阻地搞了宫廷政变，悲夫！秦始皇果真应了淳于越的预言：‘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这个赵高留给后世的‘千古大名’实乃‘指鹿为马’的典出之处。赵高有胆‘指鹿为马’，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奉行‘威权主义’或曰‘新权威主义’。无论用什么语汇做包装，威权或是新权威的内核都是人治。

“赵高也许不会想到，自2200余年前他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以后，今天的华夏大地却有人将其奉为治国至宝，在官场人间处处上演着‘指鹿为马’的喜剧。

“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司机朋友聊天，此前这个司机是某部队的特种兵。他说刚当新兵时，班长问他：‘你身后的墙壁是什么颜色啊？’他一个立正：‘报告班长，是白色！’‘啪！’一个‘五指山’打在他的左脸颊上。他蒙了，回头看了一眼墙壁，嗫嚅着说：‘难道是黑的？’‘啪！’又一个‘五指山’打在他的右脸颊上。他傻了，摸着自己肿胀的脸颊，不知所措。‘到底是什么颜色！啊？’班长吼叫着将鼻子贴到他的鼻尖上。‘不……不知道……’‘这就对了！我说它是白的才是白的！我说它是黑的才是黑的！听见没有？’‘……听见了。’‘记住没有？’‘……记住了。’

“因为我也曾经当过兵，因此深为这个司机的故事而感到震撼——活生生一出当代‘指鹿为马’的喜剧，只是这出喜剧令人哭笑不得。

“转型期的官场上‘指鹿为马’虽没有这般赤裸裸，但是同样日日上演，时时翻新。‘老板’一言，万马齐喑，四围臣子个个低眉顺眼如马仔一般，唯一个‘诺’字回应。只这各级官府的‘一把手’如此‘一言九鼎’，即使不怕担一个为赵高扬幡招魂的恶名，也要想到’威权‘的对应者必是‘奴才’，宣扬‘新权威主义’的‘思想者’应该看见其伴生物必是‘犬儒主义’，此为双胞胎也。

“自从古希腊诞生‘犬儒主义’这个哲学流派以来，如今已经演变为当代的‘不拒绝的冷漠、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当年赵高‘指鹿为马’，不是戏言；当今班长‘非白非黑’，不是色盲，皆求‘威权立世’矣。此世风弥漫官场人间，闹剧也？悲剧也？

“‘犬儒主义’随人治强权而伴生，最可怕的并非是阿谀奉迎，而是奴性般的沉默。臣民处变不惊皆以漠然待天下，一盘散沙任绝望之情如蝴蝶效应弥漫。世间没有了激情，没有了血性，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英雄气概，只看见独善其身的庸官，随时跑路的裸官，司空见惯的不求真，不敬业，不作为。官吏如此，你还有什么理由再要求子民爱党爱国呢？”

我真正想说的是，像刘继杰先生、马小冈先生这样敢对千百年历史正论有存疑、有新鲜见识、有血性、有激情、有信仰、有英雄气概的主，在中国是整整一代大活人。现今还有一批推行“文化犬儒主义”的流氓投机者，时时挥舞思想文化专制大棒，还想对经过“反右”、“文革”洗礼的这一代推行“犬儒主义”、搞“愚民”、搞“思想专制”、搞“奴性沉然”、搞“历史蒙昧”、搞“思想文化归一化”的“赵高”们，恐怕首先该掂掂自己有没有当年赵高挟天子的“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