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弃用华东财经系是选错路、弃精英的两大失误

 2011-6-16     

1949年——1978年，中共党内在经济发展领域有过几次重大分歧。1949年——1953年，围绕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分歧集中在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还是加速向苏式社会主义转化；1955年——1957年，分歧集中在农村合作化领域；l958年——1962年，围绕着“三面红旗”，分歧集中在计划平衡的跃进与“反冒进”领域；1962年——1978年，分歧已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每次重大分歧中，都有华东的代表人物站在主流派的对立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各领风骚

      建国前后，东北和华东是全国经济和财政的两大支柱。由于人文历史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明显区别，两大区域的经济政策各有特点，东北的特点是大计划优先，华东的特点是大流通优先。东北是全国重工业、军工业的中心，东北财委（建国后全称：东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陈云领衔。华东是民生工业和金融、商贸中心，华东财委（前身是华中财委，建国后全称：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由曾山挂帅，首任主任曾由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兼任。

    东北在日满时期是日本侵华的战略大本营，由日资垄断的军工、矿产、煤炭、电力、冶金、机电、铁路、航空、通讯等现代重工业迅速掘起，大规模的移民式垦荒也开始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化学农药等新生产方式。“918”以后至1945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高达100亿美元（苏军撤离时搬走约1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日本投降前，满洲的GDP已超过日本本土，排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重工业和公路、航空占旧中国约80%。日满统治者牢牢掌握着工业经济和交通、矿产、粮食的命脉，通过军屯、贸易管制、口粮配给制，严密控制着城乡经济、贸易活动，民族资本则微不足道。东北城乡间和各省间的商品交换依存度，远远低于关外与关内的商品互存度。解放战争中后期，东北通过接收敌产和土地改革，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和军工战略基地，建国初期，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战略大后方。这一时期，东北经济政策总的目标是为战争服务，有明显的苏式战时经济特点。由政府全面垄断社会核心财产和管控区域经济、贸易的“官有官控”战时经济政策，显示出极高效率。因此，建国后东北经济模式不仅为毛泽东高度肯定，而且为东北率先向苏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平稳过渡和转化，铺平了道路。

    华东自宋以来就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工商业最发达的区域，上海更是远东近现代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国际、国内贸易中心。民族资本的80%集中在华东。与东北不同，一方面华东能源、矿产、冶金、建材等工业原料对外区域的依赖度高，全国则对华东的民生工业品依赖度高；另一方面，华东内部的城、乡商品补性强，农村供给城市粮、油、棉、盐、果蔬、茶、肉禽蛋、烟草、生丝等食品轻纺原料，城市供给农村纺织品、纸张、机电、火柴、煤油、肥皂、卷烟、医药等民生工业品。由于区域和城乡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主体的民间性，即使在我、敌、伪、顽武装割据、城乡战争对峙时期，相互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也只是受到局部“有限管控”。正是在抗战时期，华中战略区（八大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发展多元经济基础上，以我为主、以民为本、以军为先、有限管控，兼济各方利益的经济政策指导方计，并局部取得了经济发展、货币稳定、公私两利、军民共享的空前成就。华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指导政策，是形成新民主义经济模式的实践基础（同期，相适应的政体是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以民为本的经济路线，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在与沦陷区、国统区三足鼎立割据时期，能赢得民心，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持续发展的制胜因素。

    1953年，东北的高岗、陈云，成为总领中央经济领导部门的统帅，分任大计委主任和大财委主任，是毛泽东已决心全国仿效苏式社会主义的意志选择；而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并有伟大成功实践的华东财经委精英，则沦为中央激进推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最大绊脚石。这就决定了华东财经委精英被弃用多年的整体命运。

英雄时代

    新四军是1937年10月，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组建的，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组建时仅有8000多人，7000多条枪。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没有地方政权为依托，没有稳定财源。军费来源以国民党三战区发放军饷为主，社会捐助和流动税收为辅。当时国军中央军小军月饷18万元，中等军是25万元，特大军达30多万元。杂牌军，如川军小军为18万元。开始只给新四军月饷6.6万元，每月分两次支付；后物价飞涨，至皖南事变前，全军月饷不过10余万元。社会最大的一笔捐赠为投军的泰国富侨之子陈子谷同志筹集的20万元。叶挺将军则用夫人李秀文筹集的资金从海外购买了500支驳壳枪。实际上，“皖南事变”前，除皖南军部和直属部队外，分布在江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鄂豫边的新四军各支队和地方武装，连基本军饷也没有，多靠向当地士绅索捐和“打资敌”（没收涉嫌通敌者的财产）解决自需，经费十分困难。

    1940年3月，张云逸、罗炳辉的部队在安徽来安县半塔、定远县藕塘取得反顽自卫战胜利后，由方毅、魏文伯、张劲夫、张恺帆等先在定县远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其后成立了相当地区行署级的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有了自己的地盘，才可以征粮、征税，自力更生解决生计。1940年10月，谭震林统帅的江南部队，在沙州县（今张家港）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并将各地办事处改为地方政权。沙州首任县长蔡辉根据谭震林指示，武装控占了港口、改组了轮船公司，联合沦陷区的爱国商绅，利用长江航道，大规模组织与上海的特种贸易。短期内，为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筹资600余万元，另筹集各类军需（西药、机械、电台、布匹、印刷纸、化工原料等）逾千吨，实实在在为新四军江南、苏中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抗战以来最丰厚的财源和紧缺军需品。

    1941年3月军部重建，是新四军走向成熟发展的转折点。陈毅等人曾被批为“人枪款”主义的积极拓展方计，成为主流战略。至1942年初，新四军各部队已建立起八大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都有完整的政权体系，社会组织体系，武装体系；至1942年末，各根据地都建立起完整的财经体系和军队供给、军工生产体系。各战略区的财经处为领导财经的总机构，集管理、组织、经营、调控四大职能。管理包括：经济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营包括：自营型银行、企业，对外特种贸易；组织：各类公私合作社、工商企业发展和公共水利设施建设；调控：运用货币、大宗必需商品（粮、盐、棉、布等）调控市场。如1942年—1945年，新四军七师皖江贸易总局蔡辉就利用武装封江控粮、垄断粮油对外贸易的手段，单方面造成芜湖、南京、上海粮油短缺，价格飞涨，迫使对方以低价工业品、盐、军需品换购我方高价粮、油、烟草等农副产品，实现年财政收入逾亿元的奇迹；在财政总收入中，流通性收入已占90%以上。同期，我皖江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货币购买力、远远高于沦陷区和国统区，产生强大社会影响。赢得“富七师甲全军”的军内共识。

   1943年—1945年，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已形成党、政、军一体化的大格局。华中财委由曾山挂帅，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张劲夫、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为委员。粟裕、叶飞领导的一师对应苏中行署（陈丕显兼财经委主任、陈国栋任副主任）；罗炳辉、谭震林领导的二师对应淮南行署（财政处处长陈穆）；彭雪枫（后张爱萍）、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对应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刘瑞龙，财政处处长李人俊）；黄克诚领导的三师对应苏北盐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骆耕漠）；梁兴初统帅的独立旅对应淮海专员公署（财经处长顾准）；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领导的五师对应鄂豫边行署（财经处长范醒之）；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的七师对应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兼师供给部长，副处长蔡辉兼贸易总局局长）；江渭清的六师十六族对应苏南行署（财经处长李应模，1945年牺牲）。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生产运动和各类作坊（油坊、磨房、豆腐坊、酒坊、粉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蔬菜、十个月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万支。日本投降前后的大反攻，先后解放城镇32座、市镇40余个，缴获大量武装、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年—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80船，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1943年—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仅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踞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人口总数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在沙洲县、七师在无为县搞得水利工程最大、最出色，蔡辉起了重大作用。

    五十年后，时任皖江行署财经处长的叶进明老人回忆道：“这里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除了担心日寇、伪军或顽军骚扰之处，真是安居乐业。人民对抗日的军队和政权真心地爱戴”。【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了苏中、淮南、盐埠、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时财政和军需为保障，没有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和牺牲，没有几十万默默无闻的华中财经大军呕心沥血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东财经、后勤精英们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二野、三、四野渡江南下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兵团运动、攻坚军事行动的后勤、财经、军火保障供给中爆发出的巨大经济组织、协调、保障能量，是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面胜利的基本保障。据陈毅、栗裕和曾山、傅秋涛（时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刘瑞龙（时任第三华野后勤部部长）等当事人的回忆和军史记载，在淮海战役中，以山东为中心，组织动员鲁、豫、皖民兵、民工500多万、大小车辆80多万辆，参与修公路、铁路、保护通讯、运输、转运伤员。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转运伤员11万人；1948年冬季华中财委通过增发货币，支援淮海战役军用款项达642亿元。四野70万大军南下时，邓子恢（由华野调任四野副政委）主持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其规模之大、困难之多、组织之严密、跨度之长、范围之广，迄今都堪称绝唱。随四野南下打到海南岛的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后来成为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奠基者。

民生惟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胜利后的经济路线是：先实行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核心是先反封建，搞土地改革，暂不反资和小资，缓行对资和小资的共产专政，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当时认为，想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在此以前，华北最初接管城市就曾严重侵犯民族工商业。石家庄、邯郸、焦作、运城打下后，军队和民众抢夺民族工商业的物资、机器的事件，屡见不鲜。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在城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局已定前夕，毛主席特别嘱咐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受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重点指示薄一波要利用好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回复和发展生产。但当时城市接管干部，以农民出身的为主，缺乏有市场经验的干部。接管济南、平津后对民族工商业者采取“一疏二整”的方针。天津解放三个月，军管会，市政府根本不理工商业者。工人、店员自行组织53起以分厂、分店为目的的“清算斗争”，致使工商业极度凋零，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率不到30%。1949年4月，华北局向中央报告时指出：“（平津）除城乡交通阻隔、外资断粮、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突出问题。”1949年4月10日，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到天津视察。针对当时“过左”行为，特别强调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在现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在刘少奇努力下，全党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史称：四面八方）的接管城乡方针达成共识。

    与东北、华北一度仇视民族工商业，轻视小私有阶层、助长工联主义的极左政策不同，华东在夺取、接管徐州等战略重镇后采取的一系列延续践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积累的城市管理经验，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为夺取南京、上海后重建经济、恢复城市管理提供了制度选择。中共接管上海前，80%的工商精英转移至港台和海外，巨额黄金储备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昔时十里洋场已成空壳。面临商品匮乏、物价飞涨、黑市投机猖獗、战后社会经济秩序极为混乱的危局，华东财委的精英处惊不乱，力挽狂澜，迅速取得了重建秩序、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打击投机、恢复工商、改革税收、改善民生等一系列胜利，建立起新经济秩序，使华东迄今仍保持各大区中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优势地位。

    华东接管上海后，为改善民生采取的几大经济措施，迄今令人赞叹.如：一、拨巨款恢复保障城市公用事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主任、市长）。当时下午，陈毅就亲自挂帅组织接管和恢复公共事业（电、水、煤气、市内公共交通、码头、公车，包括旧政府财产和私企），按“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原封不动，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7月底就初步完成接管，使城市公用事业基本恢复。1949年6月至10月，市库用于市政公用方面总支出三百二十三亿八千四百万元，其中文教、卫生、工务和公用四个方面支出达一百八十八亿贰仟四百万元，占总支出58.5%，是国民党统治时期（1948年上半年）伪市政府的3倍，

     二、统一货币，平抑物价，以折实货币法应对通货膨胀对人民实际收入和购买力锐减的冲击：

    1949年6月5日，上海启用人民币，限期收兑伪金圆券，限期收兑外币，严禁外币流通；查封证券大楼，由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同期，在华东三十七个城市实行折实单位与货币储蓄挂钩，吸收了大批民间存款；同期，为保障人民生计，采取按“折实单位”发放工资的措施，即按九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为标准计算工资。一个折实单位包括四项日用必需品，即（一）中白粳米一升，（二）十二磅龙头细布一尺，（三）本厂生油一两，（四）普通煤球一斤的价格。旧币，一万元等于一元人民币。这一决策，是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拍板的。

     三、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大流通体制，一举平抑物价、带动了工农业、手工业、服务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促进了金融、物价稳定，长达10年之久。

    1950年3月，政务院做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国经济组织为实现财政收支，全国物资调拨和全国现金收支的平衡（即“三平”）而奋斗。华东财委的积极对策是：集中货币资金，向国营贸易机构和企业投放，通过国营贸易主渠道，以订单和收购合同形式向社会大量收购关乎大局的农副产品、工矿产品、轻纺及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既保障了华东区域内的商品交换，又向其他区域提供了大量工业品，从其他区域购进了大量的农产品、矿产品。这一妙棋，迅速带动了上海和全区域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确定了国营经济的市场大买方和大供方的绝对实力地位，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有力促进、保障了华东乃至全国金融、物价的稳定和回落。从1950年第二季度起，货币发行趋于正常。人行上海分行折实储蓄牌价以1950年3月为最高，以后逐月低落，物价趋于稳定，零售物价指数以1951年为100,1952年59.6%，通胀得到根本扭转（此后十年物价极少波动，直到1961年滥发货币导致发生大的通胀：16.2%），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稳，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力条件。

    南京接管后，也是从抓大流通入手，走了五步好棋。通过维持、改造、达到恢复、发展的目标。根据当年协助南京市市长、书记刘伯承主抓经济工作的江渭清（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府财经委主任。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长、政委，苏南行署主任；文革前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文革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回忆，五步棋布局如下：

    一、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当日，就公告限期禁用并开始收兑金圆券；进而宣布禁止私自买卖金银，包括收兑金银饰品，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为金融主体，有效稳定了货币金融市场。

    二、发挥国营贸易主渠道调节市场、平抑物价的社会职能：

    1949年5月2日成立了南京市贸易总公司。当年6月平价抛售大米、面粉50万斤；7月抛售大米1600石，面粉4000袋，促使物价回落。

    三、城乡互助，打破封锁：刘伯承市长1949年7月作了《反封锁，进行城乡互助》的报告，动用员全体党员、干部带领全市人民，通过城乡互助打破封锁，克服困难。

    四、疏散无业人口33万，安置就业就学人口10余万：

    南京接管之初，失业无业人口高在50万左右（总人口135万）。其中有苏北、皖北无业难民工约20万人；国民党旧官吏、旧军人、警、宪、特及眷属、佣人约10万人；失业的公教人员、工人、店员和娼妓、乞丐、流浪儿童约20万人。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仅占总人口10%左右。大量无业、失业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口，若不能妥善处置，必危害民生和治安。南京市委根据中央、华东局“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自救”的方针，于1949年5月23日成立“南京疏散军人处理委员会”；1949年9月成立“疏散人口委员会”。江渭清总负责。

    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流勇及其家属4万余人，留用旧政府官吏5.6万人，旧公教人员3.76万人。至1951年初，安置护送回乡灾难民18.4万人；至1952年底，收容处理各类乞丐约5万人。对孤儿和娼妓，也做了人性化的妥善处置。经一年多努力，总共疏散回乡33万多人，安置就业就学10多万人。消除了社会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五、恢复发展工商业：

    1.对接管的旧政府和官僚资本的38家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迅速恢复生产；又先后筹建了国营南京汽车制造厂（以三野快速纵队为基础）、拥有2万支纱锭的南京纱厂（以私营益丰纱厂及原英商和记洋行的厂房为基础）。

    2.大力恢复私营工商业：用信贷支持南京最大的中央商场(私营)率先复业，带动全市各行业商店全面复市；信贷支持私营有恒面粉厂、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复工复业。至1950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营工业、手工业企业已有600多家复工。

    为大力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快复发展，仅1950年5月——10月，南京人民银行给私营工商业货款332亿元（旧人民币），占同期发放货款总数的86.45%。私营江南水泥厂、下关电厂、永利铔厂（全国最大化肥厂）等工业支柱型企业都恢复了生产。永利铔厂主产品硫酸铔的日产量从解放前最高100吨增加到148吨。

    1949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六国饭店和张治中散步时，对前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江渭清参与接管南京有如此评论：“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华东在上海、南京走的几歩好棋，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华中各根据地已经成为熟练运用的基本模式。如早在1943年，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七师暨皖江行署和区党委就采纳了财经处蔡辉提出的“破困之策”。其核心纲领是：在政府统一货币、统一税制、统一战略性商品对外专营、管控物流（长江航运）的基础上，以汤家沟经济特区为中心，以城、乡（敌、我）商品大流通为纽带，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此后三年，在这一经略指导下的皖江财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财力跃居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冠。

    新四军和华东各战略区主政领导中涌现一大批年富力强、力能抗鼎的治国理财领军人物。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四野大军南下的后勤保障和解放区经济恢复、建设的主政要员，多出自新四军(邓子恢调任四野大管家，李先念、骆耕漠调任二野大管家，刘瑞龙出任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华东干部的实际影响力遍及华中、华东、中南、西南、中原各大区。建国初期，曾山、陈国栋在上海、邓子恢、骆耕漠在中南局、李先念在湖北、黄克诚在湖南、张云逸在广西、曾希圣在安徽、谭震林、谭启龙在浙江、张劲夫、汪道涵在杭州、方毅在福建、江渭清、管文蔚在南京、向明、黎玉在山东，方方在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四野后归华野，两广纵队解放战争归建三野）、范醒之在中原局（郑州），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货币、平抑物价、恢复工商、繁荣市场、改善民生、兴修水利领域成就显著，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巩固、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活不成，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定要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叶进明“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奠基人”）集中表达了那个时期已形成的华东共识，代表了当时华东财经工作总的指导方向——发展生产、恢复工职民生惟大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1942年——1952年，是华中（华东）财经工作最辉煌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华中（华东）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与各大区比，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兵最多、地盘最大、贡献最大。在这十年中，华中（华东）的成功经验说明，谁掌控了货币、商品、税收、交通和公用设施，谁为民谋利，谁就能取得驾驭经济全局的主导权。华中（华东）在建立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大战略思路指导下，将“政府有限管控”与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共存发展，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将满足革命战争需要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目标，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先富民而后足兵论），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不逢时

    解放初期，华东财委精英荟萃，由一大批久经考验，在主政各战略区财经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对基于市场经济的生产、流通、税收、金融、外贸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年知识型财经领导干部组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各自具有在战时经济大风大浪环境中自主领导战略区财经工作的丰富经历；二、在长期实践中，十分熟悉华东的市场经济特点、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联系。三、抗战前，都有在上海、南京学习或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工作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文化素养较高。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中心、多元经济、文化、政治交汇冲撞、共存的中心。青少年期成长于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华东财委精英们，无疑在政治、经济、文化、视野和生活阅历、社会交流领域更具有国际性、开阔性、民主性、开放性。四、财经专业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同时期东北、华北、华南、西北的同行们。这批骨干，不同于北方和南下的同行多是职业军人、政工干部、军队后勤干部转行或短期培训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群以财经工作为中心的战略区行政领导人或战略区财经工作领导人，具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聚集财富和驾驭市场经济的卓越才干。五、对长期践行的以民生为本的经略，已形成群体性共识。

    这支超豪华团队的核心群体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方毅、张劲夫、陈国栋（兼财政部长）、骆耕漠、秘书长薛暮桥、办公厅主任蔡辉、贸易部长徐雪寒、建工部长李人俊、工业部长汪道涵、工业部副部长孙冶方、财政部副部长顾准、贸易部部长徐雪寒、外贸局长杨浩庐、基建处长翁迪民、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上海市公用局长叶进明。

    如果1953年后，中国不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穷过渡，不强制性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非公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全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或者象抗战时期一样，允许华东、华南、华北、西北、中南、中原、西南各大经济区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选择不同于东北的经济模式，那么新四军和华东财委聚集的这一批富有创造性的财经精英，必将会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中国和国际经济舞台上，上演一出出辉煌壮丽的大剧。

    但历史没有给他们充分发挥的机会。在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将在全国疾风暴雨般推开以前，他们的绝大多数已被动的离开本应由他们当主角的舞台。

建国初期，中央财政中，华东上交约占四分之三。但华东党政军首脑和华东财委在中财委、中计委实际没有话语权。1952年春的华东财委老三反运动中，以蔡辉、顾准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财经俊才被运动无情清洗。1952年末，大区撤消，以曾山为首的华东财委从体系上被彻底瓦解了。华东财委的主要骨干人员被分散至国务院各部委，又失去了对华东经济发展的决策话语权。在1953—1978年，华东一大批本应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领军核心集团精英们的绝大多数，相继或被整（如顾准、蔡辉、黎玉、向明、黄克诚）或被半闲置（如张云逸、邓子恢、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管文蔚、何克希、）或当配角（如刘瑞龙、李人俊、汪道涵、杨浩庐、叶进明、陈穆）或被动转行（如曾山、张劲夫）。

我认为，毛主席弃用新民主主义路线，从而弃用华东财经精英系，虽然踢掉了推行激进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绊脚石，但这两大失误，也最终使“过左”经济路线导向“过左”政治路线、“过左”文化路线的极端化。使文革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灾难。这一点，和土地革命时期源于“过左”经济路线最终酿成的恶果，同出一辙。

为民请命

    但华东财委和华东各战略区党政军主官们在践行多元化新民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历史传统，并没有因机构解散、路线更弦而失去传承。50年代中期，华东重臣邓子恢顽强抵制激进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遭到毛泽东痛批，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农工部长要职，被迫长期赋闲。1956年——1959年，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又一华东重臣李先念不惜触犯龙颜，多次参与周恩来、陈云主张的“反冒进”、“反浮夸”、“反共产风”建言，又被毛主席当面批为“右倾”。1957年，无所畏惧的顾准，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对计划经济进行制度性批判。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对价值、价格、物价理论的研究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苏式计划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57年反右运动狂潮中，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陈毅、聂荣臻支持下斗胆上书毛泽东，要求中科院不打一个右派，为共和国保护了核心科技精英群体，其功至伟！1959年，安徽省委书记（抗战时期任皖江行署副主任）张凯帆不忍饥民待毙的惨剧蔓延，在安徽无为县毅然下令“解散公社食堂”，被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点名、罢官。曾因积极高举“三面红旗”被毛主席表扬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面对逾千万农民死于饥荒的灾难性恶果，也毅然急刹车，于1961年春上书毛泽东，首倡并在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制”、“三自一包”，为安徽农民自救求生网开一面。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在当时对“责任田”的肯定评价。二十年后，李先念赞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李先念、谷牧在“文革”中，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为支撑国民经济不全面崩溃做了最大努力。

改革中

    沉寂多年后，华东财委的残臣张劲夫、方毅、汪道涵、陈国栋、李人俊、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许涤新、卢绪章及新四军、华野、上海地下党老战士乔石、谷牧、宋健、钱正英、胡立教、项南、任仲夷、袁庚、张万年、迟浩田等，新四军子弟辈的江泽民（皖东北江上青之子）、曾庆红（曾山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吴敬琏（社科院经济所，师从孙冶方、顾准）、李克强（二师子弟）、李源潮（四师子弟）、刘延东（四师刘瑞龙之女）、上将刘源（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之子）、上将彭小枫（二师彭雪枫将军之子）、省长洪虎（三师洪学智上将之子）、中将粟戎生（一师粟裕大将之子）、部长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部长范小建（军部范长江之子）、自治区副书记车俊（七师子弟）等相继成为三十年来促进改革开放的群体性中坚力量。被闲置多年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叔平，应邓小平之请，成为新市场经济的先锋和领军者。在改革开放和反改革开放的争论中，华东系第一次成为主流派阵营的重要组成。站在这一群体背后的还有一大批参与创建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首脑、开国元勋，包括李先念、谭震林、粟裕、张云逸、黄克诚、韦国清、陈丕显、彭冲、廖汉生、姬鹏飞、江渭清、魏文伯等和在军队任要职的张震、迟浩田、张爱萍、张震、洪学智、叶飞、张铚秀（昆明军区司令员）、周克玉（南京军区政委）、万海峰（成都军区政委）、陈仁洪（北京军区政委）、林维先（武汉军区副司令）、王集成（铁道兵副政委）、廖成美（二炮副司令）等。他们在华东主政一方的革命实践中，比任何人都深知民生建设是军队和政权生存、发展的基础，深知改革开放和重建经济统一战线对共和国的重要性。不为人民服务、不为百姓谋利、中共就会失去人民支持，从而失去一切。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年代还如此。

    1989年，有位资深的华东重臣曾这样评说：如果曾山同志1978年还健在，以其资历、声望、功绩、胆识、胸襟、学养、人品、经验、人脉和开放、稳健的经略思维取向，最有可能重新出山成为协助邓小平、辅助胡、赵主持、领导经济改革的总策划师。以邓小平与曾山在历史上有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江西）、解放战争在华东、建国初期在中财委（邓为副主任兼财政部长，曾为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三次合作共事、七大、八大共进中委的历史、90年代曾庆红的政治崛起为证，此推测亦靠谱。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早在五十年代就是邓子恢抵制农村激进合作化的得力助手。当今活跃在经济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王岐山、翁永曦、林毅夫、杜鹰、陈锡文、周其仁、吴思、王小强、张木生、白南风、王小鲁、温铁军、樊刚、卢迈、李镇宁、王振跃、孙方明等则出自杜的门下。经济学达人许小年的出位则得益于吴敬琏的扶携。

    另一个视点是，中共第一代领袖中的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云和挺进大别山后的邓小平，在华东的人脉很深，思想影响力很大；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时期，对新四军发展和华中根据地政权建设与统一战线、财经政策的关系，所做的一系列指示，是华东经济特色形成的指导源头。华东干部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已与民族工商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阶层建立起唇亡齿寒的亲密关系；华东连营以上干部多有初中以上文化，出身赤贫的不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边境贸易开放、二轨制、经济特区、到市场开放、税制改革、宏观调控、国企改革、中外合资、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金融改革等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迄今都没有超出华东在70年前——50年前曾经大规模践行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多数措施与其说是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华东制度或者说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回归更为确切。

附：华东财经系精英谱

（本文2011年7月曾在炎黄春秋发表，2014年12月31日修改）

华东财经委精英谱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蔡晓鹏

2012年8月5日

主任：曾山 （新四军时期：军部、华中局、华中财委）

曾山同志在1942年—1952年期间，一直主政华中财委（抗战期间）、华东财委（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建国后）工作。在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三野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华东各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和华东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创建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首席红色大管家。曾山麾下聚集了一大批长于治国兴邦、有超强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华中（华东）各战略区财经领袖，迄今仍可堪称中国第一超豪华经济管理团队。

    曾山同志（1899年-1972年），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锦源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 

　　1930年2月，当选为中共红四、红五、红六军前委常委。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2月，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 

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被派赴苏联。同年8月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 

　　1939年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任组织部部长。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2年当任华中局财经委主任。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

副主任：方毅  
（新四军时期：二师、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华中财委）

    方毅同志（1916-1997）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四军老战士，我国对外经济战线和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０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３９年２月，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从鄂东进入安徽，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７月，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０年３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这期间，参与领导淮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与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领导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地方干部的培训。1942年兼任华中财委副主任。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以后，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任华东财委副主任。

副主任：张劲夫 

（新四军时期：二师、淮南区党委、华中财委）

张劲夫（1914年——）安徽肥东人。1934年秋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教联”，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国难教育社总党团委员、上海战区战地 特支委员、安徽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大别山、庐江、鄂豫皖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长、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皖东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四旅政委、淮南区常委宣传部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鲁南二军分区政委、鲁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鲁中南区党委委员。 

1949年后历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浙江省委常委、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兼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务委员、国家经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历任党的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副主任：陈国栋
（新四军时期：四师、一师、皖东北区、苏中区行署、苏南行署）

    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祖籍江西婺源县。1931 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8年，在上海交通部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任上海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支会书记，共青团上海国际电讯局特别支部书记，共青团法南区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沪东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上海文委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员、队长。1938年至1945年，历任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干事，皖东北区泗县县长，江淮银行经理，中共中央华中局苏北区财政部秘书，苏中区四分区税务局局长、专署财政科科长、海启行署财政科科长，苏中区贸易局局长、两淮盐务局局长、二专署财经处处长。1945年至1949年，任苏中区党委财委副书记、行署二厅厅长，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苏北区党委常委，苏北行政办事处主任，华中行政办事处副主任，华中工委财委副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苏南行署副主任，苏南财委副书记。1949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华东财委副主任。

　　1952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交通银行董事长。1953年9月起任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代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书记、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2月至 1980年1月，历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组长，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员，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12月至1980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80年4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1985年6月至1992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骆耕漠

（新四军时期：军部、华中局、三师、盐阜区公署）

    骆耕漠，（1908年-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浙江於潜（今临安）人。1922年冬毕业于於潜县立高等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

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以及中共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皖南事变以后，骆耕漠进入苏北盐城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副部长，1941年到1949年，他参与领导苏北、华中、华东等解放地区的地方财经工作和部队供给工作，历任苏北区党委财委副书记兼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长，苏浙军区、华中军区供给部长，三野东线兵团后勤部长，华野、二野总前委财委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

　　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财委秘书长、副主任、中财委秘书长。1954年起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副主任，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国家计委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2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 

    1990年起承担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特点理论剖析》和《对我国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调查报告》。著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个过渡问题》、《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等。

秘书长：薛暮桥（新四军时期：军部、华中局)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 ，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1952年末调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主要成就

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秘书长：李人俊  （新四军时期：军部、四师、淮北行署）

　　李人俊（1914年—1999年），浙江温州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供给部部长、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淮北行署审计处处长、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货管总局局长、山东省政府财政所副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工矿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工矿部部长，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建工部部长。1959年进京后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建筑工程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首任董事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办公厅主任：蔡辉

（新四军时期：苏南路东特委、六师、七师皖江行署)

蔡辉（1913－1952）又名蔡志伦、蔡悲鸿，江苏（今上海）南汇县人。新四军六师，七师最杰出的财经奇才。抗战时期，以大手笔开辟长江特贸大通道和创建皖江经济特区，为保障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供给和聚集巨额财政收入，做出重大贡献。 皖江根据地的财力雄冠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有“富七师甲全军”的美誉。1927年进入黄渡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蔡辉于新陆师范毕业后，担任川沙县民众文化教育馆馆长，因搞革命活动，不久被免职，遂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于193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6年，蔡辉在上海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1年，抗日战争前夕出狱。1937年冬，任中共浦东特委委员，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任团长。1938年春，蔡辉组建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兼任团长。

   1939年春，蔡辉奉调苏南路东特委，任江抗（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后方办事处主任；1940年，任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1940年10月—1941年11月兼任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工委书记、县长。1941年11月—1942年11月，任六师后方办事处主任、敌伪军工委副书记，参加华中党校整风学习班。1942年冬调七师（皖江行署），1943年3月出任财经处副处长兼贸易总局局长。1945年北撤淮阴后，任大成贸易公司总经理。1948年8月胶东解放后，任山东省政策研究室主任。上海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机关企业处处长。1952年1月15日，在老三反运动中蒙冤自杀。时年39岁。1982年，中组部委托上海市委给蔡辉复查平反，恢复党藉、恢复名誉。

贸易部长：徐雪寒 （新四军时期:军部、华中局）

    徐雪寒（1911—2005），浙江慈溪人。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救亡情报》主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副总干事。１９４３年后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研究员、经济研究处处长，华中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中银行副行长，华中运输公司总经理。建国后，历任华东区铁路总局局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运输部部长、贸易部部长。1953年调京后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合著有《中国经济问题讲话》，译有《德国社会经济史》，编译《社会科学小辞典》等。2005年逝世。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以徐雪寒为代表的一批经济研究工作者，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他们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实质，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与方案。而到20世纪的下半叶，在经历了30多年相对封闭的建设进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机制转型期，经济社会步入了全面建设阶段。从30年代走过来的这一批经济学家、经济管理者，又开始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对策研究的大潮中去。他们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富国利民的伟大理想。
　　徐老早年在浙江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并因此被捕入狱。在浙江陆军监狱，他和薛暮桥、骆耕漠、庄启东等一批同志、难友一起苦读“牢狱大学”。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徐雪寒同志从主持军队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到接管上海，管理华东六省一市的内外贸易、海关、铁路等多部门的领导工作，并最终奉调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徐老曾提议在上海开辟国家第二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上海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区位优势与工业基地优势。
    对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徐老坚持主张在经济增长中，必须遵循综合平衡的原则；坚持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的、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保持经济运行态势的基本平稳，保障并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的稳步实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徐老更是在深化改革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中国革命取得政权后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决定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来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使国受益、民得利，避免国遭损、民受害。他指出，国家经济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执政党党风的改变，不解决贪污腐败、营私舞弊问题，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奏效。

工业部长：汪道涵 
（新四军时期：二师、淮南行署、苏皖边区政府）

    汪道涵（1915年3月27日－2005年12月24日），原籍安徽嘉山县，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

汪道涵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1940年后任淮南嘉山县县长、县委书记，淮南行署副主任，淮南津浦路东专员公署专员，淮南地委财经部部长、行署副主任。1945年后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胶东区行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1949年后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1952年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后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京成立，年高德昭的汪公被推举为会长。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党的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汪道涵同志长期在财政、工业等战线工作，为我国机械工业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上海主持市政府工作后，在市委领导下，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重大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

工业部副部长：孙冶方
(新四军时期:军部、华中局，二师、苏皖区行署）

    孙冶方(1908—1983) 

    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1923年在无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5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任翻译。 

    1930年9月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以孙冶方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1933年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5年又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 月刊，并任月刊编辑，还任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1年6月，去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后还担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在山东工作时任华东财办秘书长。 

　　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1953年进京后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财政部副部长：顾准
(新四军时期:六师、三师、一师、苏南路东特委、盐埠区公署、淮海区公署、苏中行署）

    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顾准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

外贸局长：杨浩庐
(新四军时期:六师、一师、苏南路东特委、苏中行署） 

    杨浩庐（1911年—1992年），四川宜宾人。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苏南路东特委副主任，苏中行署工商局局长，华中军区供给部政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秘书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华东财经办事处工商部副部长，山东省工商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委贸易部副部长，华东财委对外贸易局局长，1957年进京后任对外贸易部局长、部长助理，沈阳医学院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顾问。

基建处长：翁迪民
(新四军时期:苏南路东特委、六师、苏皖区党委）

    翁迪民（1918～1987），上海黄渡乡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初中部，即考入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专业学校机械科，1937年毕业。是年初，参加革命工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苏州、无锡县委书记，苏南路东特委委员、秘书长，苏南区党委后勤部长、军工部长兼政治委员，镇句、句容县委书记。 

    1941年7月，苏南路东地区敌伪“清乡”后，翁迪民负责重建路东地下党组织，为反“清乡”斗争作出了贡献。1942年8月，奉调到茅山根据地，负责领导武器装备及军需品的生产。1944年配合根据地党、政、军向浙西发展，苏皖区党委派遣翁迪民前往杭州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全国解放后，曾任华东财委基本建设处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电机制造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局长、浙江省机械厅厅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常务副局长及四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调研组组长、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1979年10月调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常务副局长。文革前曾与汪道涵联手关照、领导过在下属单位任职的江泽民。 

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
（新四军时期：华东局，上海工委） 

    许涤新（1906-1988），1906年10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棉湖镇。有中共经济统战第一人之称。 

    １９２５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社联研究部副部长、宣传部长、党团书记等职。1934年，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1935年2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狱中克服困难，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恢复自由。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９４８年：先后任上海工委下属财经委书记，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５２年任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６月：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兼中央私营企业局局长，并协助全国工商联和民族建国会工作。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人大代表。１９７８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８１年：被高教部任命为汕头大学校长。 1９８２年：被聘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人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  
（新四军时期：四师、淮南行政公署、华中银行）

    陈穆(1910～1996年)，曾用名陈明俊,江苏南京人。1938年春在安徽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先后担任安徽省财政厅会计训练班指导员、安徽省财政厅第九和第十二货物检查处处长。1940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任财经处处长。1944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任政策研究组组员,并兼任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主任、校委委员。1945年春,陈穆参与筹建华中银行。同年8月，华中银行正式成立,陈穆任第一任行长。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处长，1950年—1954年中国人民很行华东区行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1954年2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计划局局长。陈穆在计划局局长任上提出的1：8定律成为计划经济时期货币发行量的基本参数。

上海市公用局长：叶进明
（新四军时期：军部、七师、皖江行署）

　　叶进明（1910年—    年），浙江省余姚县人。1926年7月参加革命，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委员、沪中区煤炭业工会书记。1937年8月，任上海红十字会煤炭业救护队支部书记。同年年底赴南昌参加新四军的筹建工作。1938年1月，任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支部书记。1939年9月起，任新四军总兵站站长。皖南事变以后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任皖江行属财经处处长。担任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1942年起，兼任新四军第七师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山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部部长。上海解放后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局长，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建委副主任。1982年4月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 

原淮南行署（二师）财经处处长：范醒之
（新四军时期：一师、二师、五师、皖东北专署、淮南行署、苏中行署）

范醒之 （１８９８－－１９５６），江苏江阴人。１９４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东北专署财经科科长、苏中行署财经处处长兼江淮银行行长、淮南行署财经处处长兼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工商总局副局长、胶东行署财政处处长兼工商局局长、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财经大队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财经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李先念提名调京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

刘瑞龙

刘瑞龙(1910-1988)，男，江苏南通人。 曾化名石钧、李世萍、王大舜、张云生。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农委主任等职。

1924年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教员。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副书记。

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曾被任为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中共

左起：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历次反“围攻”斗争。

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同中央红军会师后，8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奉命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6年秋随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师。同年11月任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北线后勤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参与领导了华东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曾动员组织几百万民工支援淮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农业部顾问等职。

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刘瑞龙和邓子恢在抗战时期新四军四师共患难；50年代又和邓子恢，相互联手反农村公社“冒进”，被长期贬入冷宫挂闲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