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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改制”促“大发展”

以“大改制”促“大发展”

——在首都经济圈企业家“纪念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去年1015日在中纪委、全国工商联“简政放权”座谈会上,发言的题目是“国缺廉律 鼠辈猖獗”,重点是揭批“公权任性,小吏滥权”的社会危害性;今年126日,在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征税法”座谈上发言的题目是“善待纳税人”,重点提出四项建议:一、确立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二、确立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机制;三、确立约束、防范征税人滥权贪腐的机制;四、将征税立法权收回国家立法机关。不解决征税双方“猫”、“鼠”关系,远远调动不了万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和持久性!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大改制促大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四个全面”、关于“治权现代化”、关于“简政放权”、关于“反腐倡廉”、关于“依法治国”,建立“权力清单”,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关于为落实“万众创业、创新发展”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如果没有法律和政府在具体施政领域强有力的除弊革新,那么“中南海加油、诸候减速、小吏刹车”的现状,或将成为新常态!

(一)从中长期看,重构“三权制衡”法权结构,“维护私权、约束公权、发展社会权”是转型期政府首要职责和法定义务。

我国正面临着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向“有产者公民社会”渐进转型的大变革时期的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一是建立有产者社会。就是让多数人富裕起来,从社会主体由无产者构成转变为社会主体由有产者构成。今天,消灭贫困的社会目标实现,主要不是靠剥夺多数有产者,而是让少数无产者转型为有产者,进而多数上升为中产阶层。概括就是有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二是建立公民做主的社会。习总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家政治层面是“富强、民主、公正、法治”,在社会政治层面是“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在公民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概括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法律和治权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兴无灭资”,表现为“公权集权化、私权严打化、社会权行政化”这样一个纵向管控结构。改革开放则是不断解放私权的过程:从农民土地承包到允许雇工和非公经济发展、从社会主义经济补充到社会主义经济组成、从宪法不承认私人财产合法性到宪法保护合法私人财产,都反映了私权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取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治权结构体系及其职能的基础源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是脱胎于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与时俱进,适应已经质变的社会形态而调整国家职能和治权体系,那么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深层矛盾的各类社会问题就会积累,就会经常性爆发。

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必无恒心。公民如果不能从再次被共产的恐惧中彻底解放,那么万众创新、创业的政策导向,就缺乏长久的社会源动力。中产阶级为什么大量移民?王光伟院长的“新阶级斗争主线论”为什么顿时引发起还在犹豫中的大批东南沿海民营企业家们最终下决心离境创业?除了经济下滑、产能过剩、外贸不景气对“外向型产业群”的影响,怕被“共产”和“原罪滥刑”,恐怕是最重要的情结。

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人民基本生存权与少数人财富、权力占有的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多数人的发展权和少数人垄断资源和财富分配权、公共管理权的矛盾。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矛盾,只是在中国社会发展条件下更为突出。

中国十年间,基于财产权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增长了十多倍。冲突的双方表面上是企业和利益相关群体,背后则是政府和司法不当干预。由于缺乏社会组织体的中间制衡缓冲机制,这些冲突往往直接表现于老百姓群体与政府的暴力对抗。也就是说,行政和司法的任性和执法不公的普遍化,是当前社会不和谐和社会各阶层满意度和幸福感低的主要直接影响因素。

中国社会的法权结构和执政理念是不是“官贵民贱”、“公重私轻”仍占主导地位?我举两个正在发生的实例。()

如果一个国家依然纵容以政治和其它垄断权,无偿侵吞社会他人财产的行为而不予查处,就确无社会公平、公正、法治可言了。

法权改革的方向,应以“维护私权、约束公权、培育社会权”为导向,逐步使“三权失衡”的法权结构,调为“三权制衡”的结构。否则,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不能体现。

(二)从近期看,改革不合理的法律、法规标准,改革市场准入限制性制度,才能加速“万众创业、创新发展”执政经济线路的落地生根。

现行法律、法规中严重脱离中国生产经营消费实践的很多。所谓“标准从严”,一旦失去可操作性,就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加大生产社会成本和纵吏贪腐的利器。

近年,食品安全领域事故频出,已被中央列为头等大事予以重视。但具体出台的一些标准、准入审查,有一些根本不具备实操性。比如,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对新鲜、冷冻果蔬、干果、速冻食品的菌群指标,都仅限于致病菌(如大肠杆菌、金葡球菌等),中国标准则另加上“一般菌落”的标准限制。如果要达到这一标准,上述产品上市前不仅要清洗、灭菌、分包,而且要配套清洁厂房和相应加工设备,由此要增加多少工人?要多耗多少水电资源?要多耗多少包装物资源?要增加多少果蔬自然耗损?要增加多少运费和能源?要投入多少投资?增加多少食品安全非必要成本和税收?成本增加、价格上涨,消费者能接受吗?仅以水果干制品一项为例,葡萄干、杏干、枸杞子、部分大枣,从古以来都是利用天然阳光和干燥空气自然脱水的,99%是在集市中交易、集散的。改变这一状态,是食品安全的必要吗?但出台了这个标准,就将99%的生产者、经营者置于违法状态。实际这就像是要求逾80岁经产老妇必须是处女一样,看起来严,实则荒谬至极。

再如,牛奶中蛋白质、脂肪含量的标准,相差百分之一点,对消费者健康有多大影响?差一点就是食品不安全了?你标准脱离中国乳业生产的实际,必然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弄虚作假,掺加非奶成份;二是大量养牛户破产、倒闭。整了前者,必伤后者。这样涉及中国几百万生产者的重大标准制定和修改,多是领导层拍脑袋就定的。其对中国乳业产业链参与者的负面影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几百万养殖农户的致命打击,对中国乳业的重大危害,现在后果已经十分严重。全国人大和政府究竟有没有做过相关科学的多学科评估和论证?我质疑!

《食品安全法》新版增加了严禁在果蔬上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的条款,这无疑是必要的,早就应该加强对“毒源”的管控。但面临的实施问题要厘清:其一,哪些是剧毒、高毒农药?政府应出清单,广而告之。其二,谁在生产?政府要出负面清单,立即取消这些企业的农药生产许可。把“毒源”消灭在产生源。其三,用何替代?中国农药化工落后世界至少60年,迄今没有纳入国家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领域之内;对高新农药产品又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审批前置条件和进口限制重重管卡。新法实操,如果不解决低毒、高效、廉价的农药有效供给这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有可能落地吗?如宁夏枸杞子的红蚜虫,迄今不用剧毒、高毒农药无法灭杀。用什么替代?我正在和国外杜邦、巴斯夫等著名企业联系咨询。国内谁关注?不解决这个新型农药供给问题,执法部门查谁,谁必违法,必受罚;如此一来,亿万生产经营者除了退业,别无选择。一旦亿万农民退业,恐怕“国将大乱”!

再如,房车是有10万亿以上消费潜力的大市场。房车业兴起可带动乡村旅游、交通、商贸及配套旅游休闲地产及汽车、钢材、电器、家电、车载通信等产能过剩的消纳。但房车的消费者集中在京沪穗深和二线城市,现行法律、法规在购买、使用端就构成刚性束缚:一是这些城市限购,不准个人有两辆车;二是要求驾驶员持A本,至少要求B本(5米以下),这个关很难过;三是城内不准入,城郊又不批准建泊车地。全球房车业发展共同的前提:一.不限牌、不限购;二.非运营,只需普通驾照;三.有泊地。这三条,只要政策开放,中国很容易做到。既然要扩大内需,为什么又干预设卡抑制消费发展呢?这样人为限制的消费大产业,数不胜数。希望北京市政府率先“吃螃蟹”,可直接带动京西、京北森林旅游业。

再说说空中管制。不向民间开放空间,民间航天、航空、无人机产业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和舞台。中国是火药、火箭的原创发明地,但迄今只让老百姓有条件的放爆仗、放风筝,怎能让民间资本、人才在这些新的科技领域聚集发力?中国迄今只批了一家民营航天技术公司(翎客航天)。几年间,他们的技术已可发射和收回30公斤的卫星卫星,费用降至200万元,比国家航天企业(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便宜100万元。这样的民营航天科技公司,美国、日本、欧盟都数以千百计。日本的海洋、海事卫星,都是民间企业投放生产的;一旦有战,随时可转军用。日本民间航天业已商业推广“太空葬”,中国还在推“土葬”,卖坟。无人机领域,中国虽有100多家民企介入,但处于初级阶段。最有名的公司生产的微型无人机,操纵距离只有700米,持续时间20分钟,迄今只是航模玩具级的。我国民用、商用、公共管理领域用的无人机产业尚处萌芽。美国、欧盟、日本、军用、商用、民用无人航空器发展迅猛,“亚马逊”已试点用于商业同城快递。美国、欧盟、日本面临的是如何加强无人机危害防控问题。我国通用飞机、直升机,除了小蜜蜂类的级别外,更远离国际先进水平。航天航空业是新材料、新元件、新集成智能系统、新软件操控系统、新动力系统的集成,有军民两条腿比独腿要更稳当。还有国防战略的要求。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空中优势,取决于美国发达的民用航空产业,培育了大批驾驶员;日本二战后期在太平洋空战失利,则和缺飞行员补充直接关联,只好上“神风突击队”。美国军方最近提出“无人机蜂群攻击”理念,颠覆了传统战争模式。美国已有100多所大学设立了无人机系,要培育10万个以上高素质无人机硬软件研究开发和操控人员。美国军方统计,“捕食者”军用无人机的三次出动损失率高达50%,就是地面程序、操控人员水平良莠不齐的短板所致。

民间企业进入航天航空领域,有利于像“百度”、“中兴”、“华为”那样把研发端直接落户“硅谷”那样的高科技人才密集区,利用当地高科技人才,解决国内技术障碍,取得技术长足发展。

所以如果引导民企进入航天航空和军工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前提是国务院要与军方协调,尽快拿出准入和创新、创业促进落地的方案。

还有一个就是军用武器设备的市场向民间开放问题。美国的方法是重标准,不重英雄出处;中国现行的方法则是重英雄出处,不重标准。民品军用要过“四大关”,其中就包括不确定的“政审观”,而且多头、多部门各自把关。

我有一位曾当过市委书记和国企董事长的老同学,投资四个多亿,引进留美高科技人才,几年前就用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出远红外线探视仪的核心芯片,各项指标都超过欧盟军用的最先进指标,有的指标还超过美国军方标准。但市场,就是军方市场准入却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宁可使用欧盟民用标准的落后芯片,也不向自己企业开放市场。

最近有个新闻报道,美国有个大学生发明了能在300米致损物体和致伤人体的激光手套,实际是手套式激光枪。这将引领短武器的大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866年加特林机枪的诞生。不仅改变了南北战争北弱南强的态式,奠定了美国的统一,而且开创了自动火器的新时代。但这个发明人如果在中国,必将被以私造武器罪处于重刑。

无人驾驶汽车(美国最近已试验成功有人辅助驾驶的自动驾驶卡车,谷歌正在发力研发,预计2020年将大批上路)和工业4.0,将很快带动无人坦克、无人自动火炮、无人导弹发射车、无人舰艇、无人深海航行器等新型武器装备的发明和应用。如果中国落后,就会失去均衡,而导致全球战略被动。这些未来科技军工领域,国家应开放自我束缚,主动组织动员华为、百度、联想、阿里、小米、中兴这类既有全球科研组织经验、又有雄厚资金、高科技人才支撑的高科技型企业、群体定向参与,所得必远大于失。

所以我说,法律和制度创新和变革是万众创新创业的前提和保障。

(三)涉及重大国家公共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创新产业的市场拓展,必须有中央政府牵头,涉项地方政府跟进,出台切实可行的特定政策、法规,以利打破利益集团垄断和平衡产业链各方的利益机制。

从北京雾霾治理的方略说起。

北京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专家多认为煤基燃烧、油基燃烧和生物质基(农作物秸秆)燃烧是三大主要成因。

相应有效的对策有四:大力压减周边省市高燃煤产业,如冶炼、水泥等产业;推广煤改气、煤改油和尾气净化技术,秸秆禁燃和都市汽车限购。

这些都是“治标”而非“治本”的对策。从根本上治理,有三大基本对策必须跟上:一是煤基燃料的清洁化和高效转化;二是光伏太阳能的普及应用,以代替水电、秸秆和石油能源;三是机动车、船燃料的低碳化(如氢裂变、石墨烯技术)。

这些重大科技攻关,只有国家像当年“二弹一星”一样,组织重大技术设备协作攻关,才有可能突破。去年日本三菱重工宣布新研制的火力发电机组,在发电量上超过德国克虏伯最大机组的一倍,每度电耗煤量则降低50%。如果中国煤基电力采用这项新技术设备,仅此一项可降低的耗煤量和灰尘量50%以上。但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火电改造工程,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大决心、贴大钱,才能推进。既然生态建文明设已列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财政作为节能减排项下公共预算投入拉动,也是应该的。

光伏的市场化运用,中国远远落后于欧洲、美国、日本。除了蓄电和软件配套落后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国电业与光伏业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在补贴环节和分配上,各方利益冲突太大。每度电形成的建设成本,中国均价是8元;美国均价已低至0.85美元。中国光伏板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建设费用却高于美国,这高出的一大块,就是国家制度成本——克服国家制度障碍而形成的非生产性成本。

加州是美国光伏家庭化近年推广普及较快的州。洛杉矶光伏家庭化的主要形式是融资租赁。由专业的光伏公司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安装、更新、维护的全套门对门服务,只需一个电话。所发的电,每天多余的,可自动输出至大电网蓄储;在阳光不足、自发电不足时,则可使用大电网输入电;超过蓄储电的部分,由客户另行负担。我的朋友在没有安装光伏之前,每年电费4千多美元,使用后租赁费不到3000美元,年节支1000多美元电费支出,三十年总计可节支3万多美元。融资租赁公司的投资回报毛率,按光伏设备投入5000美元/户计,年资金回报毛率高达1000多美元以上,即20%以上,扣去经营管理费用,十年回本,还可续赚20年!至于国家或州政府给光伏公司和传统电力公司以何种优惠政策补贴、光伏电企与传统电企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才促进光伏家庭化、市场化?这正是中国政府该研究和学习的。

中国的重大内需扩大问题,若没有政府主导,光靠市场自由竞争,均难以成大势。农村秸秆的大规模市场化消纳转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沼气、秸秆砖为什么实际效果不理想?这些涉及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中央和各级政府迄今都拿不出有效对策,反把责任推给农民,是权责错位。

再说一个政府支农财政资金使用的创新问题。我最近几次去宁夏考察农村扶贫的重点工程——35万贫困山区人口异地安置工程,当地称为“生态移民”。国家耗资50亿,实现了35万贫困人口下山,在平原落户安置问题,并为每个人口安排了0.6亩—1亩的黄河水流沙滩地。这是非常艰巨而伟大的移民工程。但新的问题是,怎么在有限耕地范围内,长治久安的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的生计,这个是关系民生之本的大问题。自治区“扶贫办”定了四项“精确扶贫”的产业作为重点,其中首项是树莓种植,规模目标是10万亩—15万亩。今年试种5千亩。这个项目属劳动密集型高效大田园艺生态类,农民的亩收益可达5000/年,比玉米、小麦净收益高4倍—5倍,而且树莓作为珍贵抗氧化小浆果,有全球需求市场。出路倒不是难题,问题是,规划实施后年产10万吨的规模,将相当全球总产量的1/5,比最大的出口产地智利、波兰、塞尔维亚的全国产量还要大。标准化种植、冷链储存、加工、出口、国内市场营销,需要庞大的产业链为依据,才能保障这一百亿产业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但政府的引导性思路和政策,到了种植规划和对农民短期种植性补贴就中断了,把产业链组合完全交给市场自发形成吗?我认为,这么大的扶贫工程成败与否,全国、全球范围,都在关注,社会影响力很大。让民营企业去独立承担市场组织、产品国际化的扶贫社会责任,在制度设计上有缺陷、有重大风险。最近我给宁夏有关部门提建议:应该成立精确扶贫的“产业基金”,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技术、人才定向整合,以期快速集聚市场资源,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政府主导恰恰是我国现有体制的优势,要发挥好这个优势;否则农民的劳动成果,一旦不能市场实现,政府脱贫的好心反会适得其反。

扩大外需,更需要国家大外交战略推动。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期没有达成自贸的可能。现在有自贸协议或有近期希望达成自贸的多是第三世界;少数第二世界(瑞士、澳大利亚、韩国)。“一带一路”沿线都是亚洲第三世界;中——巴、中俄蒙两大互联互通的大经济走廊建设,没有关联国家间政治互信、经济互补的大前提,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没有大规模输出空间。欧亚铁路贯通了,从重庆、西安、兰州到欧洲的行程从2030天,缩短为10天,便捷多了;但由于回载空放,每个集装箱货运约1万美元,比海运贵一倍(4000美元—5000美元)。陕西政府补贴一半,但只补三年。由于亏损高、西部自产品出口量少,霍尔果斯口岸冷冷清清。回程的问题,国家层面不组织协调落实,运费就降不下来。比如更换货、食两用集装箱,开放中亚农产品市场,进口欧洲、中亚的牛羊肉、海鲜、农品等。这些可能的对策,都要由国务院层面统一处置,才能打破现有条框分隔企、政脱离的制度制约。

“一带一路”的路线核心资源是以基础建设投资换石油、矿产资源。重点目标是海湾。我建议增加一个可快速落地开发的战略置换方案——用光伏太阳能、海水淡化、果蔬、绿植换能源和民心。阿拉伯各国已在对向“后石油经济转型”筹划、着力、纷纷建立“非石油产业国家基金”,中国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点,各类条件很优惠。阿拉伯人口4亿,加上外籍人口,海湾总人口6亿以上。他们现在以石油换食品、换淡水、换电力,基本需求量极大,相当半个中国。中国在海水淡化(膜法)和光伏太阳能模板生产领域均属世界前列。海水淡化的成本5/吨。耗电量2.6/吨;中国太阳能光伏每度电的建设成本(扣除国内制度成本和税收后),可低至5元—6元(美国现为0.85美元)。中国海水淡化成套装置,已形成单机组日产1.25万吨的产能;10套机组可满足300万人口城市用水。加上太阳能光伏大规模应用,吨淡水成本有望低至4/吨以下。海湾目前的海水淡化成本是2欧元/吨。以色列经验证明:有了电和淡水,沙漠设施农业大有可为。

按设施节水农业每亩果蔬的年需水200吨,按5/吨计,成本1000元;其它管理成本9000元计,总成本为10000元;产出西红柿1万公斤、每公斤1美元计,可收益1万美元。蘑菇、庭院和室内植物在海湾更是奇货可居,其收益更胜于蔬菜数倍。

光伏+海水淡化+水务+设施农业+食品加工业可形成数万亿美元的综合性大产业链群。这个产业链群的资源整合,大军团联合作战和大市场攻占,必须由国家层面总牵头组织,才能最有效发挥中国善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

(四)深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建议。

1.凡涉及三个部门以上前置审批和审批环节的行业,应建立多部门联合办公一站审批的政府专业服务中心。

2.打破凡集权必贪腐的集权制;将现行省级审批权力分散到地、市、县。

如食品安全审批权集中到省级就有大弊病。全国涉食安全审批准入企业逾50多万家,每个省至少逾1万—2万家,又极为分散;省级食药监有多少人,能做到一人管千家、10人管万家?一线审批权都下放,省级能抓好监管审批滥权贪腐这个环节,就大大称职了。

3.建立职业化专项检察员制。

凡需经专业审批的,应统一由专职检察员独立行使审查、监查权。检察员对不良结果独立承担法律、纪律责任。日本、美国、欧盟都设立食品安全检察员一职。这些人通过严格筛选,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一流;同时,又有严格的程序和法律约束。很少有关于职业监察官员滥权贪腐的丑闻。

我国现在是“群审群批”,缺少法纪约束,多数人业余兼职,专业素质低下。出了事故,也无人对恶果直接负责任。

4.政府角色转换:从项目审批决定者转为项目准入规则制备者和程序监督者。

基建项目涉及面广,国外通常采用有条件的政府备案制。根据项目不同,法律设定的条件也不一致。但通常包括两类条件:

① 由独立第三方专家领衔的专家小组对项目合法性和可行性条件的评估报告。这些专家资质通常由所涉行业的协会认定并公示。要求评估方,可以任意从名单中挑选,双方按市场规则,商定咨询评估费用。政府不干预、左右专家评估过程和结果,否则可按违法追责。只要专家签字认可项目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政府无需核准,就予以备案。

② 由政府组织,给与该项目实施有关联影响的当事人(如周边居民、工厂、供电、供水、污水处理、森林、河流)提供专家评估意见书、项目方补偿意见书等相关文件,征求每位利益关联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由政府组织当事人各方听证会。民意多数同意通过,项目就可以正式备案了。政府无否决权。

一个合法性、一个公众同意,具备这两个条件,政府就“开绿灯”。政府本身既不行使批准权,也不行使否决权。一切依法定程序办。

就这么简单,在此过程中,政府各部门长官同意不同意,给不给盖章;市长、书记的个人意见,都被忽略不计。体现法治独立性和民众利益至上性的精神和政府对市场行为的不越权干预立场。

(五)如何坚决刹住“消极怠政”的歪风

“反腐倡廉”刚刚开始约束执政阶层的贪腐猖獗,这个贪腐群体上上下下就以“消极怠政”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群众示威了。

“消极怠政”的直接恶果,使百姓,尤其是民营企业办事求批过程更显漫漫无期。在无行政特定审批,任何人从事生产经营行为,均为违法犯罪的现行法律管治框架下,这一程序本是贪腐阶层欺压人民,滥权发横财、狂敛民财的致富之途;现在风险大了,这批贪贼干脆一方面避风头,一方面故意以“不作为”卡住民生创业之路,阻碍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希企以此激发百姓对中央反腐斗争的不满和抵制;进而胁迫中央向贪腐阶层妥协,以维护贪腐群体的既得利益不受法纪追究。

与“消极怠政”者的斗争,是关于党和国家前进方向和前途的严肃政治斗争!任何姑息放纵,都会使刚有点希望的广大民众失去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信任。“失民心者,失天下。”古训犹新。

对此,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中纪委采取四条对策。

① 立即建立奖惩严格的全员岗位责任制;

② 立即建立可全面落地的全员公众(如何设立有实施举报的政风监督手机APP系统)纪监监督制;

③ 立即建立择优淘劣的全员失职下岗淘汰制;

④ 立即建立像当年大裁军那样的全员“撤公还民”制。

现在公务员平均年龄偏大,有的省级机构人均55岁以上;大批占着编制混饭的公务员消耗了巨额纳税人贡奉。年青人很难进入编制体系。中央应下决心借此“反贪腐”、“整怠政”之机,坚决裁撤公务冗员200万—500万(不论职务高低、资格老嫩,凡冗员怠政者、贪腐者必裁)转民政分配、安置。可以在民政系统层层设一个“公转民”安置办公室,就地解决下岗公务员转民就业。也可效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发一笔“工龄买断费”,以资助他们再就业。腾出编制,吸收新鲜血液补充,培养下一代公务员。今日中国官场之颓靡不振的精气神,若不“精尖简政”,若不大大换血,若不大大新陈代谢,恐难有大大改变。

(根据201554日在首都经济圈企业家“五四”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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