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求共识

----起点、目标、价值观、旗帜、理念

蔡晓鹏

我的朋友陈申申说：“改革年代，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没有不愿改革的人，只有不会改革的人。”不会改革，或基于对改革起点和目标的茫视。

（一）八十年代改革的起点是： 无产者社会。改革的切入点，是在国营经济体制之外，培育发展以民营经济为先导的市场经济主体。首先获得“还田放权”改革红利的是十亿农民。他们大规模工商转移就业和事实成为城镇化居民的一部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三十五年可持续增长的源动力。让农民从“无产者”转型为“有产者”，是八十年代改革的切入点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二）深化改革的起点是：小微“有产者社会。”由农民、中小微实体经济体构成的小微有产者群体，又称“草根经济群体”，占中国劳动人口就业结构的90%以上，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中国城镇化转型只能是梦想；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中国内需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只能是梦想；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中国城乡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形成，只能是梦想；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中国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从血缘文明向法治、信用文明的转型，只能是梦想。一句话，没有这个群体的整体堀起和强大，“中国梦”就永远没有实现的基础。

（三）小微有产者创业源动力：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

这一群体是古代中国梦今日版坚定不移的追梦族。

三千年来，古代中国人始终不变、世代追求的三大核心梦想是：“勤俭以置良田，苦学以取功名，守法以求民安”。这一梦想的现代传承版则为：“创业以置城宅，优教以求乐业，贿公以求民安”。前二个梦想是主动的，代表了中国城镇居住投资、教育消费两大领域的正能量。后一个梦想是被动的，是在治权贪腐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百姓求生存发展的无奈选择。但若舍此，前二个梦想都难以转化为现实。

这一在体制外自由形成的草根经济体，起点低、有效资源少、原始积累近乎零。他们每一微小财产的形成和积累，都充满艰辛，都是血汗付出的结果。他们本小利微，却成为成群贪官恶吏鱼肉和管治的首选。据工信部统计，全国6000多万小微经济体，每年有2000多万灭失，平均生存期只有三年；整体处于高风险、高灭失、高动荡状况。与欧美中小企业高度稳定并构成社会抗击政治、经济动荡最稳定的基石相比，这一群体过于脆弱；如果被迫“返贫返乡”是多数人的最终选择，那么，中国改革的全部努力，终将重归于零！革命和动荡或法西斯专政不可避免。

这一以知识中青年为主的群体为实现梦想顽强奋斗、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民族特性，支撑了这一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壮大，从而撑起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这一曾经被“兴无灭资”多次剿灭的群体，这一讫今被当做“鸟兽”关进政府管治笼子的群体，被重重压抑的创业能量，一旦被激活，就会象三十多年前农民获得初步经济解放后一样，释放出巨大“权利增量”；“改革红利”足以支撑深化改革后三十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势头。从80年代闯荡海外的浙、闽、粤的百万农民群体和飘移北上广的千万打工族的实证经验看，十年立足、二十年立业、三十年成大业。是草根创业族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人生轨迹。

谁能满足这一群体的历史需求，谁能为他们从行政牢笼和敲诈勒索包围下解放为“自由经济人”，谁就将赢得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谁就能赢得明天，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亚洲梦”！

（四）深化改革的目标

深化改革的目标仅仅归结于简政放权、反腐倡廉、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等模糊目标是远远不够的。

深化改革的目标，不是建立一般的市场经济机制，也不是巩固以公权主导管治为基本特征的特殊的市场经济机制。

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平等、自由、法治、文明、有序基础上的信用市场经济机制。

信用市场经济机制具有平等性、自由性、充分竞争性三个基因和五个基本特征：

（1） 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商业伦理为社会普遍信奉；

（2） 以契约信用为核心的信用准则为社会普遍遵守；

（3） 以公正、公开、公平、透明为特征的法律成为市场交易冲突的唯一仲裁、审判规则；

（4） 公权对自由经济的全面管治已转变为对公私财产权的普遍尊重维护和对不公平交易的法律约束；

（5） 已建立起的所有市场规则的制定，均基于市场参与利益各方的民主意志并经民主程序通过、修正和委托执行的有效法律制度。

全世界的经验表明，健康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导向建立在个人、企业、公权信用基础上的信用市场经济；也一定会导向依法调控而不是官本管治下的法治市场经济。

（五）深入改革的六大构成要素

1.必须变法改治，坚决管住政府公权滥用的三只手：

第一只手：用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法律机制，管束垄断资源配置的公权之手；

第二只手：以严格的现代国家预算和会计核算法律机制，管束公权（和公务人员）滥取预算外收入和滥支财政预算，以自肥官吏群体私欲、形成“福利腐败”的第二只手；

第三只手：以全面负面清单和备案制取代各行各业的管治审批制和相捆绑的行政收费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坚决扼住滥权贪腐的千万只手。

2.必须变法改治，坚决解除行政权对市场强力干预的三大制度性武器：

（1）去资本化：实行行政权与资本的分离，去政府职能的公民和法人法赋民权行使的前置特别审批权利和资本羸利性。权利审批和资本一旦结合，权力的异化就已经实际形成。

（2）去“三权合一化”：实行行政权与立法权、执法权、收益权的分离。各级各类行政部门自行立法、自行决定管治科目和自定收费科目和数额的授权，必须收回。形成立法、司法、行政的局部“三权分立”的新格局”。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行政权及执政人员的贪利驱动性，就会无限设计为无数管治和收费科目，成为各部门滥权牟利之利器。

（3）去社会权行政延伸化：

所谓官办官管的许多社会行业组织，已成为行政管控权的延伸体和高官退休后牟利的舞台。他们应有的社会服务和不同群体利益代表的社会功能的丧失，使社会在公权、私权冲突中失去社会权平衡、缓冲的调解器。二十年来，公私权直接对抗冲突的群体事件逐年猛增，就是社会权调节功能失效的果之一。

3.必须变法改治，全面调整法权结构关系，建立“三权制衡、共和”的新型法权结构关系：

依法治国的首要问题是，依什么法？如果法律本身存在不利于信用市场经济的成长，不体现公平自由，不确立公私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的重大缺陷；那么首先需要修法改法，才能促进改革目标的实现。

现行法权结构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公权至上，私权卑微，社会权不独立”。深化改革和依宪治国的重要任务应是全面调整法权结构关系，通过“维护私权、约束公权、解放社会权”的大力度再调整，使三权失衡对立的法权关系，转化为“三权平衡”、“三权共和”的新法权结构关系。

这一改变，应以行政权全面退出对公民人身权力和市场主体自由经济权利、对社会组织的官僚型管控领域为前提。以此释放个体、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体的巨大潜在市场经济活力和恢复社会权力组织体的社会调节器功能。

4.必须立法改治，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促进现代商业伦理文明的重建

建立全社会每个人、每个组织体（包括公权各机构和公务员在内）的信用记录考核制度，是今天中国经济改革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之一。有了这个“纲”，“各方面改革才能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牵制，举步维艰”，“信用制度，是当今工商文明世界的基本制度，是能够让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主张的人们和眭相处，让社会稳定和持续繁荣的制度”（引自陈申申：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技术手段）。

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普遍问题。公对私、私对私、公对公，三大关系处置都缺乏诚信准则。首先是公对私的不诚信，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已降低到清末、北洋时期。

社会诚信一失，是非、功过都失去客观评价标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就成为以“权钱为中心”的功利取向。

信用考核制与社会选择取向和奖惩机制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信用良性约束力。一个例子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华北的敌后武功队，给当地的伪吏、伪军建立红黑点信用档案。做坏事记黑点，做好事记红点。红、黑点可对冲。黑点累计到一定数量，就“杀无赦”。武工队经常对伪吏、伪军喊话，公布黑红点记录，并告知他们的亲属。信用记录一旦与生死挂钩，大部分伪吏、伪军都不敢肆意妄为了。如果我们把对干部们的这一信用评判和处分权交给老百姓，贪官污吏还敢如此嚣张吗？

美国实行社会保险卡制度80多年以来，对全社会、每个公民诚信信用观建立的良性约束促进作用，已有多篇文章介绍。西方信用记录制度已成为每个公民社会价值的判断基准。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或有严重信用污点的人，在西方社会寸步难行，毫无社会价值。

信用制度的建立 ，反过来又能促进“六观”：即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伦理价值观；以有爱互助为核心的责任伦理价值观；以诚信互利为核心的信用伦理价值观；以敬法遵纪为核心的法治伦理价值观；以合众包容为追求的民主伦理价值观；以珍爱生命、崇善自然为核心的天道伦理观的形成和普遍化。

以“六观共识”为伦理基础的信用、民主、法治的经济、政治文明，将超越左右、穿越民族、地域、年龄、性别、文化等差异，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基础。这是古代中华文明走向现代中华文明的必要选择。

5.必须变法改治，促进“管治型”市场经济形态向“法治型”市场经济形态的大转变

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形态和国家管理形态，脱胎于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形式、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的旧社会主义体制。很长阶段处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稳定和发展，管治和自由，保守与改革的政策选择和反复之中。对私有经济采取限制发展的“鸟笼”管治理论和政策，曾长期是国家私营政策的“总纲”。以政府为主导、以“官本管治”为特征的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和管治模式已有多种弊病显现。今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治范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已突破公私所有制界限，全面滲透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从起点到终点的每一个微小节点。

如果我们把实体经济的市场准入必须经三个以上政府部门备案、前置审批，并受到五个以上政府部门多头管控作为“管治经济”的最低判定标准，那么几乎找不出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处在多部门管治之下。这种以法律政策为支持、与政府强制收费和执法人员索贿紧密挂钩的“管治”体系，已经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枷锁。政民、政企矛盾十分尖锐。官逼民逃、官逼民怨、官逼民死、官逼民告、官逼民抗的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20年来猛增十倍以上。市场的政府管治与市场自由是天生的对立面。只有政府全面取消对一般经济活动的行政管治，赋予市场主体以充分的经济自由权和公平清廉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成长。同时，要扩大、细化、丰富法律调整领域；但法律规定禁止的不正当交易和不诚信商业行为，应由司法机构行使执法、司法权。由“官本治国”转向“依法治国”，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作为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有必要首先把政府的市场管治、干预权、收费权纳入权利清单轨道约束：“法无明文授权，皆不可为”应作为铁律;并建立起内外、上下、左右的综合约束、制衡、监督及纠错机制。把现代犯罪预防、公共管理、质量管理三大理念和体系引进治权体系管理，是治权体系转型现代化和全面提高治理能力的必要选择。反腐斗争只是深化改革的保障；铲除产生贪腐的制度性土壤，才是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

与此相对应，有必要由深改领导小组、国务院牵头，以两大赋权（资源配置审批权、民事权利行使审批权）的简政放权为重点，以大批量出台“负面清单”，全面取代市场准入审批制；极少数涉及重大国家安全领域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市场准入，必须前置审批的，也要简便和公开审批程序和行政收费科目和金额；从制度上遏制“审批越严，环节越长，黑金总额越高，贪腐窝犯越多”的恶性循环律。

6.必须变法改治，以保障公平实现为中心，调整产权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财政、预算、会计、金融、税收、公民权行使前置审批制度（略，另撰文）。

（五）求同：起点、转变、旗帜

一．新一轮改革的共识起点：

1) 中国已是有产者社会；已没有逆回无产者社会的可能。

2) 告别革命，拥护改革是唯一正确选择。

3) 草根经济体是中国社会基石和深化改革源动力；满足这一群体对法治阳光照耀的企盼，是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4) 调整法权结构，实现公权、私权、社会权“三权平衡、共和”是法治中国的方向。

5) 解决“国缺廉律，鼠辈猖獗”必须“合纵连横，肃贪改治”；尽快实现“政通人和”，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企盼。

6) 党主宪政是民主实政的必要历史前提。深入改革必须以党的坚强领导为保障。

二．与时俱进，全党要实现三大理念的自觉转变：

1) 从无产阶级为主向有产阶级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转变；

2) 从无产阶级专政向依宪依法治国的国家管理制度和法律形态的自觉转变；

3) 从传统血缘文明向现代法治信用文明的社会伦理价值观的自觉转变。

三．深入改革，必须坚定不移、高高举起三面大旗为奋斗目标。

1) 高举以法治、信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文明大旗不能倒！

2) 高举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民主政治文明大旗不能倒！

3) 高举以不谋政党私利、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心全意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执政党誓言大旗不能倒！

高举三面大旗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想往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任何反对高举三面大旗之议，皆为违党旨、逆民意、反潮流、乱民心之“惑党乱国害民妖言”，断不可取！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认为，否定之否定（包括自我否定）是事物和认知螺旋式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时俱进，就是“否定之否定”通俗化表达；能否带领中华民族与大时代并进，跻身世界现代文明之巅，也是对顶层设计掌门群体，政治和管理智慧的重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