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杂谈（四）：谁把108将“逼上梁山”？

“水浒”的历史背景是北宋中后期。宋朝重文轻武，佛学、儒学盛行其道；君主敦厚，各代治国不乏清廉名臣，如范仲淹、包拯、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寇准；卫国不缺忠勇将帅，如宗泽、岳飞、韩世忠、杨家将、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宋朝的文化文明更可堪比大唐。“唐诗宋词”，是中华文明不可逾越的两大高峰。大宋流芳百世的名人众多、灿如星河，高居各朝历代之首。

宋朝老百姓和官宦、文人的日子过得很富裕，GDP是全球的1/3。一幅“清明上河图”，把首都汴梁的繁花似锦刻画入微。武大郎在山东阳谷县，只干个挑担卖烧饼的个体小买卖，不但衣食无忧，还能在城中心繁华市口，有自己的Town house，上下两层的连栋小楼。按今日行情，至少值100万人民币吧；更何况，武大郎还以残疾大龄之躯，明媒正娶了潘金莲这样美貌如花、芳龄十八的媚娘子--聘金恐怕也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宋朝那年代，一个小县城的底层个体劳动者，小日子已经过得很体面、很滋润，足以令当今中国数亿打工族、个体创业族惊叹不已。小贩的日子过得尚如此，那些小吏及中高级将领、官僚世家、地主豪强、绿林好汉的日子就更滋润了。杨雄穷极落魄，插标卖刀，那把刀就值个百十万人民币！108将里最穷的流氓无产者，是张顺和李逵。张顺是渔霸，鱼牙行的头，每日虽辛苦，但呼啸一帮子渔夫，常常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倒也逍遥自在；李逵是个浑人、粗人、小牢头，典型的流氓无产者，革命最热衷、最彻底，江州劫法场见人就杀，是个有杀人暴力倾向的另类。

“108将”被逼上梁山的具体故事，各有不同。归纳大致有四：

（一）劫皇纲、劫法场，犯了“十恶不赦”大律，不得不反；

（二）被贪官污吏谋财（色）害命，家破人亡，不得不反；

（三）被朝廷政治清洗，大祸临头，无处申冤，不得不反；

（四）不满昏君恶吏，主动聚义造反，“替天行道”。

梁山泊聚义厅祭起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聚义的宗旨是为天下百姓行公道。“替天行道”就要“伐无道”，造昏君的反、造奸臣的反。用时下的语言，就是“公民抗命”，而且是有组织、有武装的暴力抗命。

“逼上梁山”的主题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它不说是“穷逼民反”，因为“造反”的动机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官恶”、“奸臣当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体系是行政权、司法权合一。官恶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行政、司法不公。一方面是皇家、官家贪婪无度、巧夺豪夺；一方面是相当一群人公平、正义的诉求得不到行政、司法伸张。这类矛盾对立，长期得不到缓解，致使一部分受害者绝望、忍无可忍，最终愤然选择了有组织“暴力对抗”的方式。这就是“逼上梁山”反映的北宋社会政治生态。。

中国二十多年来，公民暴力抗命的群体性事件骤增10倍，其根源在于“维稳不维权”的行政、司法不公和贪官污吏横行，激起民怨骤增。这类事件，大多源于征地、拆迁、环保、矿产等自然资源领域的经济纠纷，政府支持的一方要低买高卖，物权所有一方要高卖高收益。每起事件都涉及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的财产权益。双方各得到有利益关联的执政者们的明暗支持，一旦重大财产利益冲突得不到行政、司法公正处置，群体事件就极可能高强度爆发。

这类矛盾，不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矛盾；是有产者和有产者之间，小有产者和大有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由于得不到行政、司法公正调整，才进而转化为“私权”对“公权”的暴力对抗。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是北伐军动员人民参与支持的三大口号。可见“贪官污吏”被老百姓痛恨的程度。

执政不公，本应由司法纠正，还社会一个公道。司法也不公，老百姓就会绝望。不改革行政、不改革司法，任由执政不公和司法不公成为主流，则民怨、民逃、民恨甚至民反的多发局面必不可控。

蒋家王朝兵败大陆的根本原因，是失去民心，是人民已对“党国”统治绝望。

对执政党未来最大的考验：当“官逼民反”已成社会动乱主要根源时，执政者的枪口对准谁？监狱为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