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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杂谈(四):谁把108将“逼上梁山”?

“水浒”的历史背景是北宋中后期。宋朝重文轻武,佛学、儒学盛行其道;君主敦厚,各代治国不乏清廉名臣,如范仲淹、包拯、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寇准;卫国不忠勇将帅,如宗泽、岳飞、韩世忠、杨家将、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宋朝的文化文明更可堪比大唐。“唐诗宋词”,是中华文明不可逾越的两大高峰。大宋流芳百世的名人众多、灿如星河居各朝代之首。

宋朝老百姓和官宦、文人的日子过得很富裕,GDP是全球的1/3。一幅“清明上河图”,把首都汴梁的繁花似锦刻画入微。武大郎在山东阳谷县只干个挑卖烧饼的个体小买卖,不但衣食无忧,还能在城中心繁华市口,有自己的Town house,上下两层的连栋小楼。按今日行情,至少值100万人民币;更何况武大郎还以残疾大龄之躯,明媒正娶了潘金莲这样美貌如花、芳龄十八的媚娘子--聘金恐怕不在少数。也就是说,宋朝那年代,一个小县城的底层个体劳动者,小日子已经过得很体面、很滋润,足以令当今中国数亿打工族、个体创业族惊叹不已。小贩的日子过得尚如此,那些小吏及中高级将领、官僚世家、地主豪强、绿林好汉的日子就滋润了。杨雄穷极落魄,插标卖刀那把刀就值个百十万人民币!108将里最穷的流氓无产者,是张顺和李逵。张顺是霸,鱼牙行的头,每日虽辛苦,但啸一子渔夫,常常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倒也逍遥自在;李逵是个浑人、粗人、小牢头,典型的流氓无产者,革命最热衷、最彻底江州劫法场见人就杀,是个有杀人暴力倾向的另类。

“108将”被逼上梁山的具体故事,各有不同。归纳大致有

(一)劫皇纲、劫法场,犯了“十恶不赦”大律,不得不反;

(二)被贪官污吏谋财(色)害命,家破人亡,不得不反;

(三)被朝廷政治清洗,大祸临头,无处申冤,不得不反;

(四)不满昏君恶吏,主动聚义造反“替天行道”。

梁山泊聚义厅祭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聚义的宗旨是为天下百姓行公道。“替天行道”就要“伐无道”,造昏君的反、造奸臣的反。用时下的语,就是“公民抗命”,而且是有组织、有武装的暴力抗命。

“逼上梁山”的主题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它不说是“穷逼民反”,因为“造反”的动机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官恶”、“奸臣当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体系是行政权、司法权合一。官恶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行政、司法不公。一方面是皇家官家贪婪无度、巧夺豪夺;一方面是相当一群人公平、正义诉求得不到行政、司法伸张。这类矛盾对立长期得不到缓解,使一部分受害者绝望、忍无可忍,最终愤然选择了有组织“暴力对抗”的方式。这就是“逼上梁山”反映的北宋社会政治生态。

中国二十年来,公民暴力抗命的群体性事件骤增10倍,其根源在于“维稳不维权”的行政、司法不公和贪官吏横行,激起民怨骤增。这类事件,大多源于征地、拆迁、环保、矿产等自然资源领域的经济纠纷,政府支持的一方要低买高卖,物权所有一方要高卖高收益。每起事件都涉及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的财产权益。双方各得到有利益关联执政者明暗支持,一旦重大财产利益冲突得不到行政、司法公正处置,群体事件就可能高强度爆发。

这类矛盾,不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矛盾是有产者和产者之,小有产者和大有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由于得不到行政、司法公正调整,才进而转化为“私权”对“公权”的暴力对抗。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是北伐军动员人民参与支持的三大口号。可见“贪官污吏”被老百姓痛恨的程度。

执政不公,本应由司法纠正,还社会一个公道。司法也不公,老百姓就会绝望。不改革行政、不改革司法,任由执政不公和司法不公成为主流,则民怨、民逃、民甚至民反的多发局面必不可控。

蒋家王朝兵败大陆的根本原因,是失去民心,是人民已对党国”统治绝望。

对执政党未来最大的考验:当“官逼民反”已成社会动乱主要根源时,执政的枪口对准谁?监狱为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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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鹏

蔡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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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联农产商会会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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